受雇于心灵
生命中,有的人叱咤风云,却疲于奔命;有的人一掷千金,却腹中空空;有的人炙手可热,却心如寒冰。相反,有的人家徒四壁,却甘之如饴;有的人捉襟见肘,却乐善好施;有的人命途多蹇,却志若磐石。凡人如此,圣人也如此,只有经历了生命的大悲喜、大苦痛,才可能获得灵魂的大沉静、大洒脱。于是,看起来那些曾经的辉煌只不过是飞鸿踏雪,瞬间即逝,我们最终寻找的是心灵的自由与安静。
“人生到此何所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晚年的苏东坡在极度困厄中咏出了这样的感悟。有人不解,说这还是当年那个“聊发少年狂”“雕弓射天狼”的游侠剑客吗?还是那个感触龙鳞、直言上谏的苏学士吗?还是那个“多情却被无情恼”“生死话凄凉”的才子情郎吗?似乎都已不是。他似乎已写不出曾经英气勃发的青春之歌,写不出曾经喑呜叱诧的噌吰之声,写不出曾经温柔乡里的莺莺燕燕。是的,他已经走出了朝廷,走进了草野。一路上,他修长堤、治害河、擒巨盗、梳漕运、植桑麻,就在一起一落、一进一出、一生一死的万般磨劫后,胸中块垒已消,心态已如泻在黄州赤壁湖面上的冷月,圆润清亮;已如长于琼州荒野深处的荆棘,坚韧顽强。灵魂褪去了曾经张狂的色彩,回归人性的质朴与本真,回归生命最初的状态。“一蓑烟雨任平生”,“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人的生命完全融于自然的风雨变换、盈缺轮回之中,物我两忘,像陈年佳酿,脱去烈性与苦涩,蒸馏出最原始的真醇与甘美,从此不再有名利羁绊,不再有世俗牵情,只听命于自己的心灵。所有的一切都是心灵“真”之释放,即使死亡也只是“溯源归真”的形式罢了,生命与自然同在!老子言:“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或许当生命的磁场中充盈着“静”与“常”结合的粒子时,便可真正读懂生命,回归心灵。
然而,回归心灵并非通常理解的老子说的“无为”。的确,“无为”是一种生命归根的状态,但并未包括“归真”的所有形式。而且“无为”只是最低层次的归真,如苏轼,若无前半生的风雨波折与其奋进有为,若无苏公堤,若无东坡上的耕作,他的生命不知要萎缩多少,怎会如此地丰盈?正是其年轻时的“有为”,才为他最终回归“无为”之本真状态寻找到了一条崎岖的山间溪径。
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其存在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老子言:“致虚极,守静笃”,尽量使心灵达到一种虚空的状态,保持宁静。仔细一想,这是不可能的。除却极少数能如林逋过“梅妻鹤子”的隐士生活,如陶彭泽“不为五斗米折腰”地南山锄豆,如僧道深藏山野地冥然悟世,还有些如卧龙、李泌般的假隐士、真宰相,大部分的人都要过自己真实的人生。其实,也相当正常,这个世界本来就需要一部分人藏进深山去悟道悟禅,告诉大自然告诉上天自己的生命状态与人世的生存状态,需要一部分人柴米油盐,风里雨里为生活奔波,需要一部分人追名逐利,浑浑噩噩,为稻粱谋划,更需要一部分人义无反顾,探索生命与人世的真谛,关键时刻振作精神,激发人心,危难之秋挺起脊梁,担负责任。
羸弱者如中国文人,看似百无一用,连执刀之力都没有,却发出了某些将军、宰相等庙堂高官不敢言的金石呐喊。自称“乾坤一腐儒”的杜甫目睹人间之不公,政治之腐败,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振聋发聩。在极度困厄之中,还时刻关注国是民生,关心百姓冷暖,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时代强音,实践着“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读这些诗句,我们并不感到做作,反而感觉像一捧从心眼流出的泉水,澄澈晶莹,从不躲开历史和后人直视的目光。即便是杜甫那些刻意求工的诗句,我们也并没有觉得干涩雕琢,反而像一曲从心底谱出的音符在跳跃。时而沉郁,时而轻狂,漫天的急雨被大风卷着四处飞旋,一座突兀的山峰直插苍冥,一位不称为战士的战士昂首问天,吟诵着铿锵的诗句,聆听着神灵的回答。神灵的回答穿透风雨重重包围,在空中反复着,一遍遍加强:生命可以卑微,但灵魂从未屈服。这就是羸弱如杜甫者——那个时代中国文人的自白。
当然,还有一类人,他们上马击敌,下马属文,居庙堂则忧民,处江湖则忧君。相对文人,他们更愿世人称其为战士,如范仲淹、陆游、辛弃疾等人,进则率虎狼之师驰骋沙场,退则于文坛执牛耳。其实,他们都在延续同一种角色——为理想不停奔跑的追梦人,都在为自己苦闷的灵魂寻找面向阳光的窗口。所以,读他们的文章,只感到有一份力量在心中激荡,有一股冲动让血脉喷张,有一种声音使灵魂舞蹈。无论是“羌管悠悠霜满地”的苍凉,还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伤感,无论是“曾是惊鸿照影来”的缠绵,还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无奈,无论是“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壮,还是“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悠然,都如酷夏里吹来的一阵凉风,清新畅快;又如雷电铸造的一把利剑,彻扫污浊。读他们的人生,不暇于他们角色的转换,感愤于他们遭遇的多舛,百般磨难却坚持初衷,那些至真至美的诗文在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遭遇的多舛,角色的转换,并没有削弱心志,反而倍加坚定。之所以游刃于风刀霜剑之间,执着于生死危亡一线,不仅是源于使命,更是受雇于心灵。
有骨气的文人如此,凡人亦是如此,尤其是国家危亡民众受苦之时。从滔天洪水到罕见雪灾,从惊世地震到百年奥运,从阻击非典到遏制禽流感,到每一次的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甚至到每一次的鲜血、做志愿者,我常常看到忙碌的身影、湿润的眼眶、动人的微笑,常常听到不悔的誓言、暖心的抚慰、真诚的感谢,常常思索“为什么平时再吝啬的人面对地震时能倾其所有”,“为什么平时再胆小的人面对强暴时能挺身而出”,“为什么平时再沉默的人面对奥运时能献身其中”。很多人说他们是担负责任,我反而更愿相信这是源于心灵,源于心中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源于对同一种情结的信仰。
即便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我们也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抗击挫折的意志和追求目标理想的不懈动力,我们也有转换角色的胆识,也有在成功时不自矜的谦虚,在失败时不自馁的执着,都因为我们心灵的磁场中时刻充盈着一种“静”与“常”结合的粒子,已经把沉静作为生命的一种常态,无论是辉煌还是困厄,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均围绕着一条由心灵出发的直线跌宕起伏、徘徊腾跃,不断反复,直至无穷,为灵魂寻找一条铺满阳光的道路,达到一种“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生命状态。
古人言:“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填上云卷云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古之文人士大夫将其作为生命形式的一种极致。其实,言宠辱、去留,本身内心中就有一种保留,一种期待,一种无形却有牵绊的微弱存在。从心灵客栈出发,经历生命中的每一处渡口,每一座桥梁,欣赏生命中每一缕朝霞,每一轮晚月,品尝生命中每一味的甘甜苦涩,每一次的辛酸兴奋,风雨在身边歌唱,那座架起彩虹桥的仙境,就是最后到达的目的地——心灵故乡。
“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寻找一种生命常态,从心灵出发,载着灵魂,到达一处面朝阳光的窗口!
“人生到此何所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晚年的苏东坡在极度困厄中咏出了这样的感悟。有人不解,说这还是当年那个“聊发少年狂”“雕弓射天狼”的游侠剑客吗?还是那个感触龙鳞、直言上谏的苏学士吗?还是那个“多情却被无情恼”“生死话凄凉”的才子情郎吗?似乎都已不是。他似乎已写不出曾经英气勃发的青春之歌,写不出曾经喑呜叱诧的噌吰之声,写不出曾经温柔乡里的莺莺燕燕。是的,他已经走出了朝廷,走进了草野。一路上,他修长堤、治害河、擒巨盗、梳漕运、植桑麻,就在一起一落、一进一出、一生一死的万般磨劫后,胸中块垒已消,心态已如泻在黄州赤壁湖面上的冷月,圆润清亮;已如长于琼州荒野深处的荆棘,坚韧顽强。灵魂褪去了曾经张狂的色彩,回归人性的质朴与本真,回归生命最初的状态。“一蓑烟雨任平生”,“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人的生命完全融于自然的风雨变换、盈缺轮回之中,物我两忘,像陈年佳酿,脱去烈性与苦涩,蒸馏出最原始的真醇与甘美,从此不再有名利羁绊,不再有世俗牵情,只听命于自己的心灵。所有的一切都是心灵“真”之释放,即使死亡也只是“溯源归真”的形式罢了,生命与自然同在!老子言:“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或许当生命的磁场中充盈着“静”与“常”结合的粒子时,便可真正读懂生命,回归心灵。
然而,回归心灵并非通常理解的老子说的“无为”。的确,“无为”是一种生命归根的状态,但并未包括“归真”的所有形式。而且“无为”只是最低层次的归真,如苏轼,若无前半生的风雨波折与其奋进有为,若无苏公堤,若无东坡上的耕作,他的生命不知要萎缩多少,怎会如此地丰盈?正是其年轻时的“有为”,才为他最终回归“无为”之本真状态寻找到了一条崎岖的山间溪径。
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其存在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老子言:“致虚极,守静笃”,尽量使心灵达到一种虚空的状态,保持宁静。仔细一想,这是不可能的。除却极少数能如林逋过“梅妻鹤子”的隐士生活,如陶彭泽“不为五斗米折腰”地南山锄豆,如僧道深藏山野地冥然悟世,还有些如卧龙、李泌般的假隐士、真宰相,大部分的人都要过自己真实的人生。其实,也相当正常,这个世界本来就需要一部分人藏进深山去悟道悟禅,告诉大自然告诉上天自己的生命状态与人世的生存状态,需要一部分人柴米油盐,风里雨里为生活奔波,需要一部分人追名逐利,浑浑噩噩,为稻粱谋划,更需要一部分人义无反顾,探索生命与人世的真谛,关键时刻振作精神,激发人心,危难之秋挺起脊梁,担负责任。
羸弱者如中国文人,看似百无一用,连执刀之力都没有,却发出了某些将军、宰相等庙堂高官不敢言的金石呐喊。自称“乾坤一腐儒”的杜甫目睹人间之不公,政治之腐败,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振聋发聩。在极度困厄之中,还时刻关注国是民生,关心百姓冷暖,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时代强音,实践着“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读这些诗句,我们并不感到做作,反而感觉像一捧从心眼流出的泉水,澄澈晶莹,从不躲开历史和后人直视的目光。即便是杜甫那些刻意求工的诗句,我们也并没有觉得干涩雕琢,反而像一曲从心底谱出的音符在跳跃。时而沉郁,时而轻狂,漫天的急雨被大风卷着四处飞旋,一座突兀的山峰直插苍冥,一位不称为战士的战士昂首问天,吟诵着铿锵的诗句,聆听着神灵的回答。神灵的回答穿透风雨重重包围,在空中反复着,一遍遍加强:生命可以卑微,但灵魂从未屈服。这就是羸弱如杜甫者——那个时代中国文人的自白。
当然,还有一类人,他们上马击敌,下马属文,居庙堂则忧民,处江湖则忧君。相对文人,他们更愿世人称其为战士,如范仲淹、陆游、辛弃疾等人,进则率虎狼之师驰骋沙场,退则于文坛执牛耳。其实,他们都在延续同一种角色——为理想不停奔跑的追梦人,都在为自己苦闷的灵魂寻找面向阳光的窗口。所以,读他们的文章,只感到有一份力量在心中激荡,有一股冲动让血脉喷张,有一种声音使灵魂舞蹈。无论是“羌管悠悠霜满地”的苍凉,还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伤感,无论是“曾是惊鸿照影来”的缠绵,还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无奈,无论是“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壮,还是“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悠然,都如酷夏里吹来的一阵凉风,清新畅快;又如雷电铸造的一把利剑,彻扫污浊。读他们的人生,不暇于他们角色的转换,感愤于他们遭遇的多舛,百般磨难却坚持初衷,那些至真至美的诗文在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遭遇的多舛,角色的转换,并没有削弱心志,反而倍加坚定。之所以游刃于风刀霜剑之间,执着于生死危亡一线,不仅是源于使命,更是受雇于心灵。
有骨气的文人如此,凡人亦是如此,尤其是国家危亡民众受苦之时。从滔天洪水到罕见雪灾,从惊世地震到百年奥运,从阻击非典到遏制禽流感,到每一次的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甚至到每一次的鲜血、做志愿者,我常常看到忙碌的身影、湿润的眼眶、动人的微笑,常常听到不悔的誓言、暖心的抚慰、真诚的感谢,常常思索“为什么平时再吝啬的人面对地震时能倾其所有”,“为什么平时再胆小的人面对强暴时能挺身而出”,“为什么平时再沉默的人面对奥运时能献身其中”。很多人说他们是担负责任,我反而更愿相信这是源于心灵,源于心中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源于对同一种情结的信仰。
即便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我们也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抗击挫折的意志和追求目标理想的不懈动力,我们也有转换角色的胆识,也有在成功时不自矜的谦虚,在失败时不自馁的执着,都因为我们心灵的磁场中时刻充盈着一种“静”与“常”结合的粒子,已经把沉静作为生命的一种常态,无论是辉煌还是困厄,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均围绕着一条由心灵出发的直线跌宕起伏、徘徊腾跃,不断反复,直至无穷,为灵魂寻找一条铺满阳光的道路,达到一种“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生命状态。
古人言:“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填上云卷云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古之文人士大夫将其作为生命形式的一种极致。其实,言宠辱、去留,本身内心中就有一种保留,一种期待,一种无形却有牵绊的微弱存在。从心灵客栈出发,经历生命中的每一处渡口,每一座桥梁,欣赏生命中每一缕朝霞,每一轮晚月,品尝生命中每一味的甘甜苦涩,每一次的辛酸兴奋,风雨在身边歌唱,那座架起彩虹桥的仙境,就是最后到达的目的地——心灵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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