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恰同学少年》展现了毛泽东湖南一师五年半的求学生涯，同时也引发了大家对当今教育问题的深思：学生为什么要学习？学生该怎样学习？学生应该学习什么？教师该怎样教育学生？教师该教给学生什么？教师该如何评价学生？学生学习是否就该为了一张成绩单？
每天晚上八点打到央视一套，专心看着《恰同学少年》，胸中那一片蛰伏的***一次次的被这一群年少的伟人点燃着、感染着。他们高声吟诵着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们将改造旧中国，改变国民命运当成自己的责任，毛泽东、蔡和森、陶斯咏、向警予、杨开慧、萧子升、萧三……一个个意气风发、激扬文字，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实现一生的抱负，在一群开明的教育改革家杨昌济、孔昭绶等老师的教导下，奋发图强，修学储能，潜心学习、相互探讨，于无字句处读书，在时局动荡中寻找中国的出路。
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中国之大竟无一处可以使人安心读书，所以他们只能为了去开创一个新的天地，而储能，而读书。
现在，生于治世的同学少年，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问一下教室里的莘莘学子，答案倒也五花八门，“为了考上重点高中……”“为了将来找个好工作……”“为了让爸妈高兴……”“为了考个好分数，得到爸妈许诺的电脑……”“为了…为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呀，为什么要读书？每个同学的答案也许不尽相同，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想法也会改变，但是为什么要读书，却是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观，甚至影响一个人的人生选向的重要问题。“志于斯，恒于斯，成于斯”，作为同学少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的刻苦是出了名的，别人下棋娱乐时他在教室里读书，别人早已安然入睡时，他在锅炉房借光读书……买不起书，他就在书店里蹲着读《达化斋书录》；穿着一双露着十个脚指头的布鞋出出入入，他从来没觉得寒酸；当杨昌济老师给他一元钱让他买一双新鞋穿时，又被他在半路上换了一本《西方伦理学》……博览群书，饱览群书，读书笔记、注释写的比原书还多，这种读书，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吃书”――将书的内容都“吃”到肚子中去了，烂熟于胸。毛泽东的读书速度是快的让人吃惊的，当杨昌济先生将自己译著的十几万字的手稿《西方伦理学史》借给毛泽东看时，毛泽东隔了一周就将书还给了杨先生，以致杨先生误会他没有认真看书，而当他听到毛泽东解释并说将书抄了一遍时，更是直到亲眼看见方始相信。“修学储能，先博后渊”这是杨昌济指给毛泽东的求学之路，而毛泽东读书更善于融会贯通，中西合璧，将西方伦理学与中国老庄、孔孟、程朱之学相比较得出了本源同一的结论，一番高论令杨先生同样叹服。而更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善于从社会观察与实践中学习，善于通过从同学之间的讨论中学习，学以致用，活学活用。这就是当年的毛泽东是如何学习的，现在的同学学习中不乏挑灯夜读，狠下苦功的，但是仅仅这些够么？比较之下，应该知道作为学生该怎样学习。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是存在偏科的，数理化科目很差，甚至都到了不及格的边缘。但是杨昌济说的好：“自古大才乏通才，自古大才少全才，我们又何必强求一个对理科缺乏兴趣的学生要门门全优呢？”的确不错，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对学科中的某一方面产生浓厚的兴趣之后，其他不相关的内容自然不会再去过分关心，那样对他来说仿佛是分散了精力，浪费了时间。当然，在这儿我们不是说理科不重要，或者说某科不重要，而是针对了我们的教育机制，本身要求学生全面发展、成为全才，乍听上去合情合理、尽善尽美，但是仔细推敲一下，真的就没有人对此产生疑问么？真的韩寒就不如各门功课都差不多，但总分却比韩寒高许多的同学么？陈景润固然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好老师，但他的贡献比起那些称职的老师差么？同样在现在的学习中，又有多少学子存在偏科问题，老师、父母在尽力的对他们进行不科、纠正，但是有成效的有几人？理科好的终究还是理科好，文科棒的终究还是文科棒，没听说有几人能成为文理全优的“全才”的。这也是我们当下该如何正确对待学生偏科的问题。当学生知道努力学习之后，“该学什么”这就成了他们人生选择中的大问题了。
在那个时代，俭朴为修身之本。当蔡和森看到刘俊卿和王子鹏吃着家里送来的好饭而将学校发的伙食倒掉时，蔡和森愤怒了，因为有多少人正在忍饥受饿……当刘俊卿耻笑蔡和森捡剩饭吃时，徐特立老师走了出来，无声的从蔡和森的碗里拿起半块剩窝头，从容的塞入嘴里吃了起来，并笑着说：“真香啊！”，蔡和森被感动了，蔡畅被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同学被感动了，无言的批评使刘俊卿顿感无地自容，这就是“身教胜于言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