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曾去浙江会馆，我要等着君劢先生回国来时，陪他同去。我不忍看见她的灵柩，惟有在安慰别人的时候，自己才鼓得起勇气！

　　我给文藻写了一封信，“……二十年来所看到的理想的快乐的夫妇，真是太希罕了，而这种生离死别的悲哀，就偏偏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我不忍想象君劢先生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假如他已得到国内的消息，你务必去郑重安慰他……”

　　六月中肖梅女士来访，她给我看了君劢先生挽世瑛的联语，是：

　　廿年来艰难与共，辛苦备尝，何图一别永诀

　　六旬矣报国有心，救世无术，忍负海誓山盟

　　她又提到君劢先生赴美前夕，世瑛同他对斟对饮，情意缠绵，弟妹们都笑他们比少年夫妻，还要恩爱，等到世瑛死后，他们都觉得这惜别的表现，有点近于预兆。

　　世瑛的身体素来很好，为人又沉静乐观，没有人会想到她会这样突然死去。二十年来她常常担心着我的健康，想不到素来不大健康的我，今夜会提笔来写追悼世瑛的文字！假如是她追悼我，她有更好的记忆力，更深的情感，她保存着更多的信件，她不定会写出多么缠绵悱恻的文章来！如今你的“冷静”的朋友，只能写这记帐式的一段，我何等的对不起你。不过，你走了，把这种东西留给我写，你还是聪明有福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夜，重庆歌乐山。

　　（本篇曾收入《可纪念的朋友们》，1947年3月晨光出版公司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