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都说“知父莫若子”。 其实，对于父亲，我是有些“陌生”的。

父亲老来得子。我们姐弟出生时，父亲已年逾不惑。我是家里的老幺，父亲得我时差不多已近五十，看起来更似祖孙。而且，父亲退休前是经常住校的，我在读初中后也差不多全在学校寄宿，只有寒暑假期才回到家中。所以，真正共处的时间不到十年。

但毕竞“血浓于水”。听到的或自已见到的，那些关于父亲的记忆，点点滴滴、或多或少，总会不由自主地一次又一次在眼前明晰起来。

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家叫余家冲，是老白云乡里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冲。村子前有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养育着这一方人。父亲上世级二十年代就出身于这村中一个没落的“中产阶级”家庭（据说我家曾祖父手上有几十亩田产，祖父也教过私塾，因而土改时定为中农），作为家中长孙，父亲的童年还是很不错的，得到众叔伯姑姨的宠爱。但在奶奶去世后，家道开始没落，大姑、父亲、二姑的生活也随着“没落”；特别是爷爷重新娶了后奶奶后，又有了满叔、三姑和四姑后，“前娘”生的更没了发言权。这些，我在懂事后从二爷爷及满奶奶等人他们讲的“历史”中得到了证实。

父亲其实也是娶了两房亲的。听大姑说过，大娘死时还不到三十岁；留下一个叫“根伢仔”的大哥，母亲嫁过来时已有十来岁，喜欢捉鱼，后来在塘里洗澡时淹死了。“要是健在，比你满满还大两岁”，母亲多次伤心地说。“大跃进、吃食堂时生活苦，根本怀不上孩子，就是怀上了，也留不住”。到现在，母亲还常说，在大姐之前，他们夭折了好几个孩子。可以说，父亲基本上经历了“少年丧母，中年丧妻、丧子”的人生悲情。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作为长子，父亲在奶奶去世后，对姐妹兄弟的照顾是尽了心的。大姑早年丧夫，生活上父亲倾力而助；“你二姑姑夫家穷，后阿姆看不起你二姑父，你表哥表姐他们出生时，还要等我们拿襁衣去洗换…”每说起这些，母亲眼睛总是红红的。上世级60、70年代，我们姐妹兄弟相继出身，家里人口增多。“全靠你阿爸十几块钱的工资，有一年过年，户里买了两斤多肉，你嗲嗲还是跟着我们过的年…”这些，母亲不只一次说过。八十年代，条件好些了，但父亲还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撑各姐妹，帮四姑家找点粮票，买点统销粮；帮满叔家垫上学费…“亲帮亲，邻帮邻，何况这还是我自己的妹子、老弟”， 每当母亲抱怨父亲不该时，父亲总是这一句话，“要我看到不管，我也做不到”。

三、

准确地说，父亲是只有高小文化的，但在父亲他们那时代，也算是文化人。作为老师，父亲应该说是非常敬业的，在当时也是非常称职的。

小时候，记得父亲经常是住校的。只有每周的星期六，提前半天放学，星期天下午又要按时回到学校；轮到守校时，就只能等到下个礼拜。

我读小学时，跟父亲曾同过一年学校。记得是个春季学期，开学不久，天还比较冷，一天下大雨，河里涨起了水，到学校必须经过的木桥差不多全被水淹了，一些胆大的学生想自己过桥，父亲远远地喊“你们不要命了，等我来，背你们过去”，等父亲淋着雨把二十来个人背过桥时，全身早已湿透，冻得直打哆嗦，后来还打了两天针。

读小学四年级时，父亲教过我语文；父亲上课时不只注重书上的东西，有时会搭上一些生活上或社会上的常识性知识，最爱搭上的一句话是“乡里有一句俗话”，然后“子乎者也”说上一大篇比较难懂的道理。对我来说，自己后来比较喜欢唐诗宋词之类的东西，或许还是受父亲的影响。

父亲平时爱看一些《三字经》、《古文观止》之类的“老书”，也写得一手好字，教学备课本常被学区作为样板。钢笔字、毛笔字在学区及我们村里那一带应该是首屈一指的。每年过年或人家做红白好事时，只要在家，父亲肯定会被请去帮忙。过年时，父亲会提前吩咐母亲把毛笔洗干净，准备好墨汁；然后给本家叔伯们或邻居家轮流写上几幅春联，我们自己家的总在最后；父亲写字时，总安排我给他拉纸，而我，总觉得贴不贴春联这年还是一样过，也添不了多少喜庆，因而觉得这些特别麻烦；所以，自己一直不喜欢练字，到现在，自然没能“子承父业”，而且字还“根本上不了台面”。

父亲退休后，被村里小学返聘回去再教了两年。那两年，所教班级再次列学区考试第一，同村的一名老师还因此由“民办老师”提前转为正式的“公历老师”。对此，到现在这位老师还常念父亲的好。

四、

“一蓑烟雨任平生”。生活上父亲大多随性而为，对衣食住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其实那时也没条件）。父亲吸烟，不多，是价钱也不贵那种，但一般不抽乡里种的旱烟；跟学校同事在一起时或家里来了亲戚朋友时，父亲也喜欢喝点小米酒。记得有一年冬季，父亲在临村的小学教书，不是星期六，父亲回来了，一脸的笑意，“今天雷老师打到一只麂子，刚好还在学校里放电影，我回来带他们两弟兄去尝尝麂子肉”。我那时对吃什么麂子肉好像没什么大劲，但听到说有电影看，还是自己最喜欢的看的枪战片，早和哥哥商量好快点去占个好位置；那晚也是平生第一次吃到麂子肉。

父亲喜欢吃鱼，更喜欢捉鱼。炎热的夏天，如果是周六，不下雨，有时父亲会带上我和哥去“照鱼”。其实就是在晚上，劈些干柴，用一个铁兜兜着燃起来，父亲一手提着火，一手拿着像梳子一样的铁抓子，沿着小溪或水圳，发现出来透气或凉快的泥鳅、鲇鱼、黄鳝等，用力钉住，运气好的时候，一晚上也能抓上二到三斤。记得还有一次，父亲从学校回家，在路边的一口小井里发现一对鲤鱼，父亲悄悄地告诉我，“快找个捞斗，带你捉鱼去”。父亲让我把捞斗放在出水口的下游，没几分钟，鱼就被赶进去了。现在想想，那次应该是我平生最快的一次捉鱼了。退休后，父亲还喜欢到附近水库去“沉鱼”（其实就是在网箱放点食料，引诱鱼钻进去），好的时候一个大早上能有6-7斤。

父亲喜欢吃花生、南瓜子之类的“零食”。冬天夜里，没什么事做的时候，父亲让母亲拿出点花生，找个火盆，把花生到进火盆，上面用炭火盖住，过会搅动一下，然后用灰筛筛干净，或者把南瓜子放在炒菜锅了炒香，一家人边吃边讲些“白话”。有时，到学生家家访或从外面办事回来，会从裤兜或衣袋里抓一把花生之类的东西给我；偶尔，也有一点糖粒子。

父亲还喜欢吃肉。因而每年家里都要喂一头猪，快过年时再杀。杀年猪对于我家还是一件大事，杀猪之前，父亲要在神龛前告知祖宗，吃饭前还要祭奠一番；然后请自家的长辈、兄弟全部到场才能开席。父亲常说腊肉比新鲜肉要好吃得多，每年都让母亲熏上大部分，“明年犁田插秧时候，不管是自己呷，还是招待客人，都是最好的”。但父亲后来得的高血压和脑梗，或许跟他常年好吃肉的饮食习惯有关。

五、

在上个世纪，作为教师，父亲是“国家干部”，是端着“铁饭碗”、不用种地的人，也是受村里人羡慕的人。但父亲却从来不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做事向来都是认认真真地；他最看不起、看不惯的就是乱弹琴、好吃懒做的人。还在教书期间，父亲总是尽量挤时间回来帮助母亲干农活；每个星期日，总是带着我们姐弟去砍柴，有时，遇上邻村守山的熟人，我们就要做到天黑。记得有一次，我还不到十岁，跟着到父亲所教小学的那个村里去砍柴，一大早就去，（那时乡里是不兴吃中饭的，也没有吃），父亲负责砍，二姐、哥和我帮着挑回家，来回一趟差不多6里地，到最后，我实在挑不动了，大哭，父亲先把我的送到半道上，让我边走边等，最后又回过头来接我。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80年代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父亲刚退休，又重新来学耕地种田，记得第一年我家的责任田大丰收，那年起我家再不用到粮站里买父亲的商品粮。缺水的季节，父亲一样地去守水，有时还要守上一整晚。俩位姐姐出嫁后，每年的暑假，我和哥都得安安心心在家做农活；到现在，自己干起一些农活来，一点也不愁；临近的熟人们还常说，“你们四姐弟，都像你阿爸一样，呷得苦起”。

父亲年逾不惑，才相继有了我们姐弟四人。作为“干部”子女，在当时也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但父亲似乎从来不想让我们有那种特殊的“荣耀感”。到今天，我们各自成家立业，并都习惯节俭持家，诚恳待人。“前人强，不如后人强”，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俗话。或许，其用意在此吧。

六、

父亲当然也有发脾气、骂娘和打人的时候。

年轻时，母亲在我们村子里是比较强势的。因为不怕苦、不怕累，而且嗓门大，有时似乎也很有自己的主意，所以在生产队时是比较有威信的，很多年都是生产队里的女副队长；或许由此养成了“指挥”人的习惯，父亲有时周六回家，母亲自然要分配其星期天的“任务”，意见不相合的时候，父亲不由得骂起来，母亲这时到是也不“据理力争”；反正父亲到时自会完成任务。

我曾被父亲狠狠地扫了两耳光，这应该是父亲打我最狠的一次，可能他是“忍无可忍”了。记得是自己在读初中时一个星期天早上，那天下着淅沥的春雨，有点冷；我其实早早就起了床，但我却偷偷躲在满叔家烤火，呆了差不多整个早上。母亲喊我回家呷饭时，父亲拿着我还未动的作业狠狠地打了过来，“你是不准备读书了，你满娘能保证你一生有饭呷了…”。最后的结果是那天我没敢吃早饭，老老实实地做完了作业。

哥读高中时，上的是职高。高二时，他感觉上职高没点兴趣（那时职高生是不参加高考的，只有对口招生，但名额很少），社会上也开始有人开经销店，所以就不想读书，也想去开一个店。对此，父亲开始根本不同意，直骂哥“败家子”，好在哥后来用自己的实际成功证明了当初自己的选择，但哥高中未毕业这一事一直成了父亲的心事。

父亲偏瘫那几年，已年愈古稀，脾气也时好时坏。哥在家，自然成了他的出气筒，好像什么都对不上他的心思，恶的时候连母亲都被他骂得不想搭理，只对孙子好些。后来病情好些，能柱着拐棍在附近走走，见到村里人才又有了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