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之魅——曹德旺

　　看来，农民企业家曹德旺已决意“永不回头”地落实“狂捐”家财的豪言。自9月以来，他频频减持自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累计套现20多亿元，目的是“用于慈善捐款及其他用途”。年初，当这位中国“玻璃大王”向外透露，欲将其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70%(后改为60%)捐出成立慈善基金，质疑声犹如潮水般涌来。因为涉及操作限制，申请迟迟未得到证监会的批准。

　　相比狂捐83亿家产的神秘富豪陈发树，张扬率性的曹德旺受到的道德拷问要少得多：一方面，他的“慷慨”有迹可查，连续5年都是胡润富豪榜上的慈善家，累计捐助达2。7亿；此外，他所减持的福耀玻璃因为业绩突出，一直得到机构投资者的热捧。这个自称“很土”、“穿名牌是因为自己不好看”的农民企业家有着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发家致富故事：14岁辍学，为生计卖过烟丝和水果，38岁时承包了当地一家生产水表玻璃的小厂，后将之打造成为中国最大、世界第六的汽车玻璃企业。

　　完成积累后如何对待财富？曹氏富有争议的行为，为受困于社会仇富心理的中国富豪提供了一个超前样本。

　　绿色之魅——赵中

　　27岁的赵中5年前辞去中科院安逸而稳定的工作，创办了甘肃省第一家环保NGO组织“绿驼铃”，致力于中国西部环境保护事业，为改善已经恶化且正在加剧恶化的西部生态环境而努力。

　　赵中号召环保志愿者在各地寻找把垃圾和有毒物质倒入河流的工厂，他自己更是跑遍各地，绘制出一幅详细的排污地图。其中的一项成果是，促使嘉士伯啤酒厂建立污水处理设施。而多家非法排污企业在“绿驼铃”公布信息之后，受到了处理。

　　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年度环保英雄，以表扬为挽救地球不遗余力的杰出人物，赵中位列其中。“一个人的影响是有限的，”赵中说，“但是与其他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会变得无穷无尽。”

　　在这个日渐污浊的世界，赵中和众多环保人士摇响紧迫的绿色驼铃，无比重要。

　　践行之魅——樱桃白

　　2009年11月8日，为了宣传反对垃圾焚烧、推行垃圾分类的理念，居住在广州番禺某小区的网友“樱桃白”身穿环保T恤衫、手持环保标语、头戴防毒面具穿行于广州地铁线路间，“散步”达2小时之久。

　　随后，她将自己的“散步”经历及此后的“喝茶记”如实记录上网，一改往日环保斗士们悲壮而沉重的语气，笔触活泼、言语幽默——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对环保目标进行宣传。其经历果然在网上被迅速传播，“樱桃白”也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环保妹妹”。

　　此后，“樱桃白”又奔走于李坑、大石与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积极参与网上讨论，与专家和记者积极互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中，她是行动者，也是引爆点。其娇小的身影始终身处前线，无惧无畏。

　　这个“敢说敢做”的女子，践行了环保最有效的举动——从自己做起。

　　天性之魅——韩寒

　　谁能想到，2000年这个扛着所谓“80后的叛逆代表”与全中国对骂的小孩，9年后的今天，会被称为“新生代公共知识分子”，甚至被冠上“新鲁迅”的称号。的确，2009年，他揭露北川购车的事情、批评上海钓鱼事件……众多社会评论家欢呼，这个孩子成长到自觉去承担社会公共责任，然而，他的回答却让这些对他抱有热情的人难堪：其实我就是因为没有人和我打笔仗，才和整个社会玩。

　　在此之前，他还当过“问题”、“标志”以及“斗士”……太多人站在一个个规则的坐标中，以规则的某个角色为他命名，殊不知，他压根就没被哪个规则驯服过。别误解韩寒了，他最本质的身份就是个人。因为命运的眷顾，他意外获得对抗世界一整套规矩的机会，得以用最本源的天性去生活、去说话。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只是有机会活得正常一点”。

　　他是到处惹事的小子，也是手段高明的老手——但你不能否认，他说出的总是最真实的、未经修饰的道理，就像皇帝新装里的那个孩子，或者永远以孩子天性和世界对抗的彼得潘，总不经意地调戏、挑战这世界所有的规则。

　　他的一切做法、一切回答，都会让我们回想起，自己对生命、生活，曾有过、后来又丧失的自由和天真的想象力——他是在代表我们的天性发言。

　　拓路之魅——郭建梅

　　在2009年，郭建梅因为一则电视广告而被大多数人所知。她普及了一个词：公益律师。

　　“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但她已经走了14年。她是中国最早的公益律师。1995年，作为记者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为NGO而着迷的郭建梅在会后辞去公职，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为一名替别人维权打官司不要钱的公益律师。

　　这14年来，郭建梅和她的伙伴们为人维权办案2000多例，成果众多。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艰难，遇法官嘲笑、遭同行挖苦、被恶人围攻……这些愤懑、委屈、困惑、压力积于心中，曾让她一度患上了抑郁症。她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是趋名趋利的，她是趋理想的。“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

　　面对未知的前方，拓路者总是令人肃然起敬。

　　回归之魅——朱清时

　　去年，62岁的朱清时从任职10年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职位上退休，本可以重拾学者生涯，清静地度过退休生活。但一所全新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人选，却悄悄锁定了他。历时一年的全球遴选，他从2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遴选委员会全票通过，成为我国首位由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的大学校长。

　　担任中科大校长期间，他直陈大学教育弊端，认为真正的大学应该彻底“去官化、去行政化”，并呼吁终止行政主导的高校教学评估。当许多大学不惜举债大兴土木之时，中科大顶住压力不建新园区。中科大也是2000年以来全国惟一没有扩招的高校。获聘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后，朱清时提得最多的就是“教授治校、学术优先”。他要做的，是让大学回归本来面目。

　　平静之魅——贺卫方

　　如果不是贺卫方教授出现在新疆石河子大学的教室，人们不太会知道，这个对口支教项目已进行了8年，好几批北大教师来过，其中一位还用步行的方式丈量了这座小城。

　　一个学者，“关注现实、注意修辞、希望对现实的改变能产生合理影响”的学者，过上了一种相对宁静的生活，为期两年。贺卫方今年的读书笔记比往年厚，想做边塞诗人的预期不易实现，因为这个时代发散的渠道太多，缺乏凝聚；他对生活的热情还体现在对住处周围小饭馆的勘察上——新到一地，能否适应当地的食谱也是一种考验。他身体力行，在体制内求建设性，实践严复所译的那个“得半”、章士钊与杜亚泉争论的那个“调和”、后从日本引进的那个词语——“妥协”。这个奖，颁给遥远的平静。

　　建言之魅——姜明安

　　11月13日清晨，成都市金牛区金华村居民唐福珍，在将要被强制拆迁的自家房屋平台上自焚。北大法学院5位学者姜明安、沈岿、王锡锌、钱明星和陈端洪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生命高于一切应该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从“孙志刚案”到“上海钓鱼执法案”到“唐福珍自焚案”，对个体生命的伤害和威逼令人触目惊心。姜明安等5位学者，不但建议修改甚至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更希望《宪法》和《立法法》设计和确立的法规违宪、违法审查制度能实际运作起来，使公民无须以生命代价来换取不合理法律法规的改变。

　　忠诚之魅——陈培德

　　2001年，陈培德以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身份走上足球反黑最前线，使得反黑进程出现一丝曙光。后来，扫黑无疾而终，但作为正厅级官员一反官场“潜规则”，跳将出来直斥丑恶，陈因此被人冠以“足球第一反黑斗士”、“中国足球良心”等美誉。

　　如今，8年过去，67岁的他已经两鬓霜染、渐露老态，但是，赋闲在家和岁月流逝并未减弱他对中国体育、中国足球的关注：对于轰动一时的《袁伟民和体坛风云》，他直指其回避了一些重大问题；对于“反赌风暴”，他放出惊天之言——赌球可以合法化；对于中国足球，他认为最好让“中超联赛”休克；对于中国体育，这位曾经的体育局长更是直言，体育改革“最大的阻力在体育部门”……

　　一个接近古稀之年的老人，一个可以含饴弄孙的退休官员，是什么让他退休后依然对中国体育事业如此深情？是忠诚，对中国体育的忠诚，这种忠诚无悔的魅力，如金子般珍贵，历久弥新。

　　传道之魅——蒋勋

　　蒋勋，能诗，善画，长于文字，工书法，通佛经，因其集大成式的美学身份和常年从事教育工作，成为台湾青年人心目中的“文化教父”。而他与云门舞集林怀民相交半生的情义，更成为解读他美学价值观的另一个脚本。1949年随父母举家“逃亡”到台湾的蒋勋，从祖父辈起即经历过多次的国变与家变，领教过繁华背后的幻灭，繁华就变成一种荒谬。他因此爱上了东晋王羲之的书法，爱上了南宋的绘画，爱上了南唐李后主的诗词……

　　他坚辞出任台北文化局长，但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着书立说、传道授业成为他生活中最不厌其烦的一部分，他讲竹林七贤、讲苏东坡、讲红楼梦……通过他一千零一遍的讲述，让经典成为活着的不朽。

　　启蒙之魅——阮义忠

　　20年前，阮义忠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人》和《当代摄影新锐》，成为有抱负无导师的摄影热爱者的神奇教材，透过阮义忠开启的窗口，他们看到一个广漠的影像世界，看到摄影与大地、与人民、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发生密切联系的可能性；20年后，摄影在中国已成为介入现实最深的一门艺术：许多重要时刻都有摄影师在场，而在大众与精英视野忽略的孤绝的角落，也经常会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摄影师在坚守。如果我们将阮义忠主持的《摄影家》杂志在挖掘和提携新人方面的贡献考虑在内，我们就会明白，这样一位几乎从不在我们面前现身的人物，对于中国摄影的全面进步，发挥了多么巨大的启蒙与推动作用。

　　2009年8月至9月，在广东美术馆，我们领略了阮义忠镜头中的土地与人民的朴素与坚忍之美。毫无疑问，他本人恰恰是他所推崇的那些以影像见证人性之美的大师们的一位忠实信徒。

　　边缘之魅——张经纬

　　张经纬以漫长的6年和区区9万元制作费，打造了票房与口碑俱佳的纪录片《音乐人生》，一举夺得2009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剪辑、最佳音效3项大奖——创下纪录片在金马奖获奖最多的新纪录，改写了纪录片在金马奖“台湾导演独大”的历史。

　　他曾梦想成为马友友，但自问天分不足，放弃拉了15年的大提琴，毅然选择当导演，记录边缘人的故事。他说：“我，本来就是个边缘人。”在香港拍独立电影7年，做过《天水围的夜与雾》的编剧，拍过一部记录综援人士生活的《歌舞升平》。2009年，《音乐人生》这部小众题材纪录片在香港院线场场爆满。他从未刻意逢迎市场，但票房奇迹和如潮好评，证明了优质纪录片绝非“票房毒药”。

　　透明之魅——张杰明

　　在劳动保障局局长任上3年，张杰明给人最直接的感觉就是，“果敢、开明，有学者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