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

　　龙应台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普通人

　　梁晓声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凭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与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2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吗?

　　我每每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依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他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10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

　　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那么紧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

　　而我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着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2000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发急吗？……”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

　　父亲怒冲冲地就走出去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地羞愧。

　　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

　　父亲还在朝鲜选景于中国的一个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当父亲穿上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后，别提多么地像一位朝鲜老人了。那位朝鲜导演也一直把他视为一位朝鲜老人。后来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惊讶，也对父亲表示了很大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地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吗？”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

　　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

　　父亲说：“你不懂。”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