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高校的“体教结合”实践，不外乎几种模式：直接引进退役的优秀运动员；直接招收现役优秀运动员；高校与体育局联合办队；高校自主招生培养。前三种大多是名义上培养“运动员大学生”，实际上挂名居多，基本脱离学校，远离了“体教结合”本意。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自主招生培养模式有独立的运作体系，相对而言是真正意义上的“体教结合”。

  当然，高校自主招生培养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矛盾有以下几点。

  首先，经费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稳步发展缺乏支撑。目前，高校“体教结合”的载体高水平运动队普遍经费紧张，一些运动队甚至很难维持基本开支，何谈长足发展。

  其次，学训矛盾突出，人才培养失衡。在国家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影响下，许多高校“体教结合”多流于形式。部分学校忽视运动员的文化学习，挤占其正常的学习时间；部分学校则将高水平运动队作为一条招生“特招”门路，只关注运动员的学习成绩，造成许多运动员无所适从。往往是运动成绩没有太大提高，文化学习也形同虚设。

  再其次，中小学与高校衔接不顺，生源困境凸显。因地区发展不平衡，加上应试教育体制的巨大惯性，社会对实施“体教结合”重视程度不够，越来越多的家长反对孩子参加体育训练，中小学流失了许多优秀的有体育潜力的学生。中小学阶段“体教结合”基础薄弱，加之竞赛市场和人才选拔、培育体系很不完善，致使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在招生方面遭遇困境。

  此外，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可持续发展问题、竞技体育项目大学生联赛机制不健全、高校大学生运动员注册权和参赛权问题等也不容忽视。

  总体而言，我国高校的“体教结合”仍然存在体制不顺、定位不准、缺乏全面布局、资源分配不公等各种问题，与真正意义上的“体教结合”相差甚远。

  实际上，“举国体制”和“体教结合”是现阶段保证国家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两个车轮。现今的问题是两个车轮都出了问题，一个车轮大，一个车轮小，不平衡。解决问题的根本就是理顺机制，把“举国体制”和“体教结合”平衡好。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大“体教结合”这个轮子。

  如何做大？首先要将“国家包办体育”的方式，逐渐向“国家依法宏观管理体育”的方向转变。国家的职能要向制定法律法规、设计宏观战略、组织各级比赛、布局全国项目的“任务学校”、进行“任务学校”的评价和依法监管经费使用等方向进行转变。

  其中，布局“任务学校”至关重要，即根据项目特点，在全国有条件的大、中、小学中部署各体育项目的“任务学校”，形成各项目在小学—中学—大学的“一条龙”衔接，通过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来辐射中学体育，再由中学体育辐射小学体育，进而形成一个网状的“体教结合”系统。这个系统包含教练员选拔竞聘制度、多种渠道筹资体系、三级招生网络等子系统。可以先试点，再总结经验、推而广之。

  另外，国家还可以设置“竞技体育专项经费”，用以支持各“任务学校”的训练和比赛，定期对“任务学校”的业绩进行评价考核。遇重大比赛时，“任务学校”可单独或联合组队代表国家完成国际体育竞赛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体教结合”应得到高度重视，主要也是通过“任务学校”来实现。具有同一项目任务的不同阶段学校通过协议的形式与高校形成输送和接收的对口联系。高校跟中小学直接挂钩，形成教育系统内部的独立培养体系。在这套体系下，青少年选手通过业余时间进行训练，始终不脱离学校教育。国家体育部门还应将优秀的教练人才输送到中小学，教练在“任务学校”成为教师，以训练工作为主，兼顾教学。此外，国家还应组织发展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种联赛，以鼓励、推广体育项目，选拔优秀人才。

  总之，体育离开校园将成无源之水。一味追求金牌而牺牲运动员的综合素质是短视的，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真正意义上的“体教结合”，应该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即把运动员作为核心，围绕着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开展工作。当然，现阶段离真正实现“体教结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自上而下的决心和自下而上的努力。（祁雪晶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