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国

  据报道，前不久，成都某高校英语挂科、四级考试也未通过的学生邵周成，按照学校学籍管理和学位授予相关规定，本不能按时毕业，但因为他近8万字的优秀毕业论文《时空观与物理学》，促使学校破例，准予其毕业，在公示无异议后即授予其学士学位。

  邵周成的被破格不禁使人想到清华大学1929年特招了中、英文成绩特优，而数学考了15分的钱钟书，想到了复旦大学2009年录取了古文知识深厚，而英语基础较差的38岁三轮车夫蔡伟。邵周成这一次被破格准予毕业，同样也被媒体誉为是教育的一件“善事”，学校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为那些“偏才”、“怪才”开启了一扇希望之门和成功之门。

  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制度和规则“例外”的幸运儿，但是，与钱钟书和蔡伟相比，邵周成处在学校“出口”的位置，如果将他放到整个高等教育的环节中来看，也就使这次破格的意义和价值受到挑战。

  高校录取时是以普遍的分数来衡量学生，在竞争性、选拔性的条件下，一部分“身怀异才”而分数不够者无疑会失去进一步提升专长的机会。此时不拘一格选人才，在高校“进口”处为他们铺就深造之路弥足珍贵。而大学学习的“出口”则是以专业为主要内容，辅以包括英语在内的基本素质要求，这是现代社会对一个学生或者是人才的最基本要求。据此而定的资格性标准，只是一种基本资格和最低要求，即底线资格，对所有学生应当无差别对待，同等要求，合格方可毕业。

  因而，如果仅以带有极强专业性的学位论文有“较高学术水平”为依据，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素质要求，将其称为“偏才”并予以破格，其理由和由此产生的说服力是有限的。同时，根据“短板理论”，学生若存在某一方面素质缺陷，学校却突破资格底线，无疑会使人质疑学生素质的全面合格性、未来的发展潜力，担心由此可能产生的“偏科导向”，也难逃人们对“一视同仁”及公平性的追问和诘难。

  不仅如此，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曾说，大学当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此种精神表现为大学对品格的坚守而不是放弃、对规则的服从而不是背叛。哈佛大学曾拒绝授予里根荣誉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拒绝授予英女王博士学位，表明大学要在坚持自己信念和宗旨方面保持高度的坚定性和原则立场。这不仅不会损害学校的声誉，相反是学校赢得公众尊重和认可的重要方式，也是学校承担的社会责任所在。对学校而言，如果制定了学生毕业标准与规则，自己又将其破坏，那么，规则得不到真正尊重，标准得不到彻底执行，只会让人担心高校权力的膨胀，与大学精神的培育和发展相悖。

  制度与规则总有缺陷，我们在价值上不能强求“最好”，在行为上不能强求“绝对可行”，只能力求“相对可靠”。制度与规则公正或不公正，往往在于处理事物的方式。一位学者曾说，任何规则只要没有例外，哪怕这个规则苛刻些，大家都还是会愿意遵守。所以可以理解的是，尽管英语考级与学位挂钩的规则在很多人看来是可以商榷的，但既然学校已经制定在前，就需要被尊重，倘若可以任意突破，难免存在着对公平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