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进

  一年一度的高考在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下，如期落下帷幕。将时间依次位移到高考前一周、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我们不难发现，这场万众瞩目的考试早已超越了其本身所能承载的意义。

  从前几年流行的师生考前集体烧香祈福、“状元口服液”、“状元内裤”、“状元学习机”，到今年越来越博人眼球的“高考赤膊男”、“高考吊瓶班”、“状元房”、“风水屋”，它们之所以能在高考前夕大行其道，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应试教育环境下家长、社会面对高考普遍焦灼的社会心理。殊不知，这些围绕高考衍生的“高考经济”产品，只不过是商家瞄准家长迫切希望孩子考出高分的心理，偷偷掘下的一个又一个促销陷阱而已。它们既给考生正常应考造成了心理压力，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干扰学校的正常办学。

  实际上，这种影响已由最初的中学阶段，向上或向下传导到了大学甚至小学。对于全国相当一部分大中小学来说，升学早已成为它们不约而同的办学目标，围绕考研、考证、考级所生发的“考试经济”正不断侵蚀着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

  平心而论，“状元房”、“风水屋”虽然能对家长的迷信心理起到一定的“精神按摩”作用，但它并不能给学校教育带来福音，反而助推了原本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风气，挟持着学校背离教育的本真，沿着单纯追求升学率的方向越走越远。

  当然，不管是残酷而几近残忍的“高考吊瓶班”，还是家长寄予美好期待的“状元房”、“风水屋”，以及一些地方盛大的送考仪仗队，究其根本，还是受到高考社会功能的影响。今天的高考，作为一项国家制度而存在，其本质的社会功能仍然是社会脑体分工的一种手段。通过高考，人们可以进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深造，获得成为脑力劳动者的“合格证”，从而可能得到比落选者更高的地位、更优厚的物质待遇。这种功能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考对学生前途的巨大影响。

  然而，在现行制度设计之下，有一个事实人们无法回避——那就是家长、社会越是关注中高考，越是用成人世界的思维关心孩子，孩子的压力就越大，学校教育的自主性就越弱，与教育本质的距离就越远。

  因此，在高考录取率早已超过70%的当下，在呼吁各部门摈弃给学生中高考提供各种“特保”的同时，我们更期待来年，整个社会能以更加平常的心态对待中高考，使学校教育回归正途，还孩子们自由成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