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战役旧址娄山关。 红军渡赤水河时用过的马灯。

■不忘初心再出发·遵义会议

    在遵义市播州区苟坝村，道路两侧的房屋都挂着一盏马灯，村子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存放着各式马灯的博物馆。为什么在这里会有一座“马灯博物馆”呢？

    原来，81年前，就是在这里，一盏小小的马灯，见证了毛泽东挽救红军、改写中国命运的历史瞬间。

    一

    时光回溯至1935年3月10日。那一天，有20多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讨论红军是否攻打打鼓新场。

    绝大多数人要打，毛泽东除外。他认为，攻克打鼓新场的战斗条件不成熟，贸然进攻，将使红军陷入非常不利的局面。

    面对自己的观点占绝对少数的局面，会议上，毛泽东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为条件据理力争，结果非但没能争取到支持，会议还通过急转直下的表决，真把他的职务给免了。

    在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刚刚回归中央领导核心层，并在一个星期前担任了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红军好不容易开始渐渐实行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如果这时他再去职，后果将不可想象。党史专家金一南评价这一时刻：“遵义会议的成果眼看就要毁于一旦。”

    但此时的毛泽东顾不上想那么多。打鼓新场打还是不打，对红军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入夜后，他决定再去找一趟“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周恩来，做最后的说服。

    毛泽东提着马灯，步行两公里到周恩来的住处。他成功了，周恩来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于次日一早再次召开会议，取消了打鼓新场战斗，毛泽东的职务也自然恢复。

    二

    如果仅仅从战斗取消、毛泽东官复原职的层面理解苟坝会议，无疑会大大削减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

    它以一种更深远的方式，影响了中国革命。

    在1934年12月31日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的每一个军事行动都须经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在苟坝会议上，同样是20多号人，对数万大军的行动进行长时间讨论，甚至争吵。

    战争环境下，这样的决策效率，对一支军队来说，实在是过于拖沓，甚至有可能把官兵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有感于此，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提议获得通过。

    在“三人团”中，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主。

    历史的评价是，新“三人团”的成立改变了领导方式，彻底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的影响，确保了党在遵义会议后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从而保证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

    中共中央变更军事领导的进程最终完成。

    三

    至此，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开启的历史转折，呈现出完整、清晰的路径：

    1934年12月12日，在湘江之战遭受重大损失后，中央部分领导人在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城举行紧急会议，已经“靠边站”两年的毛泽东也破例被允许参加会议。毛泽东的红军转兵贵州的建议获得通过，开始对中央的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6天后，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召开猴场会议。猴场会议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从组织上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后个人包办的状况，为开好遵义会议进一步作了准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产生了新的党中央负责人；取消了党中央领导军事的最高核心军事“三人组”。但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只是通过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没有明确领导工作。

    2月5日，扎西会议。政治局常委分工，明确“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站在了军事指挥的前沿。但是，怎么实施军事上的“帮助”，仍然模糊不清。

    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

    最后就是3月10日的苟坝会议及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

    从苟坝会议开始，毛泽东正式成为新的军事三人组的主要指挥者，成为革命队伍的核心。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也是遵义会议的收官之作。换言之，遵义会议的精神，在苟坝得到了落实；遵义会议的主张，在苟坝得到了贯彻；遵义会议的选择，在苟坝得到了更加具体的确认。

    四

    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本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其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的。就连领导人本身，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圈定，甚至直接包办。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

    中央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与最后放弃，其实就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与洋墨水从共产国际那里抄来的教条主义此消彼长的结果。

    历史最终证明，正是那些在山沟沟里不断探索的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光辉的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新中国。

    80年过去，我们再去回想提着马灯的毛泽东这一形象，或许会惊觉，这真是对中国革命最具中国风格的隐喻。

    在临上留法海轮最后一刻放弃的毛泽东，一身粗布军装，在那个深夜走着，马灯散发出微弱的光，给坎坷不平的乡间小道洒下一点光亮。

    谁能想到，这盏马灯，照亮的竟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