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930年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测说，过了100年到2030年左右，人类每周工作时间可能只有8到10个小时。2030年到现在也就十来年的时间，两位专家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如果真的实现，闲暇时光怎么度过，特别对教师来说？

    尧德中：这个问题很大，整个经济社会的普遍看法也是消费占的比重越高，社会的层次越高，整个劳动效率提高后，人在娱乐公益方面消费占比会增高。精神生活这个层面会产生很多其他需求。对于教师而言，可以花更多的时间跟学生一起“玩”，应试教育的知识传递交给人工智能做，智商、情感，如举一反三等迁移能力则由教师带领学生在“玩中学”。

    黄荣怀：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快速发展，财富积累、环境设施以及技术条件越来越好，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可能有人可以工作20年，剩下的10年不怎么工作而自由生活。但在非洲的一些贫困国家中，财富和技术的差距正在拉大，而这个差距很难通过技术本身缩小。这就需要更多从全球的视角关注信息技术给这些国家和贫困地区带来的发展。

    记者：大胆地设想，未来发展到机器人和人已经难辨真假时，您希望机器人代替您给学生开会和布置日常的活动吗？再者，到机器人发展到很便宜的时候，一些学生用机器替身来上课该怎么办？

    尧德中：人工智能分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现在是弱人工智能时代，描述的这个必须是强人工智能，现在有人认为是可行的。但机器人也是人设计和创造的，一定有局限性，不会真正达到人的细腻程度，对于人不会被取代，同时能够跟机器人时代共进步，我还是有信心的。复制人类可能就涉及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了。可以通过一些约束来保障技术发展走到正确的道路上。

    黄荣怀：我比较看好这件事，比如说我经常出国出差，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小的智能化管理软件帮忙，就可以进一步减少工作量，若干年后或许就有机器人帮助管理。

    但是从学生方面看，也有不太乐观的情况。现在就有学生会在网上找人做作业，找人写论文。在智能技术越来越成熟以后，这种情况可能会更严重。所以欧美有“可信赖人工智能计划”，它强调人工智能的所有算法必须是公开的，数据必须是透明的，人类必须保持智能技术的可控性。尽管有些行为可以被伦理约束，但是有些则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限制。

    记者：校园安全最终的目的是防止任何安全事故的发生，比如说现在的图像识别，对潜在的犯罪分子进入校园50米的范围能否有人工预警？如何采用心理学或者神经科学等多方面的手段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另外，未来将如何培养数字化生存能力？

    尧德中：每个人的状态是波动的。有数据表明，人在一生中有点精神症状的比例相当高，不能把这些都归为潜在罪犯，还需要其他辅助判断。机器人也许能够通过微表情、情绪识别做一些工作，但最终判断还是不能完全离开人的。

    黄荣怀：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比如说会有一些特别的人或者犯罪集团想利用人工智能犯罪，而人都有一种惰性会依赖环境改变自身的行为，那么当强人工智能普及以后，人的行为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所以需要不断加强网络信息的安全，防止智能犯罪。

    在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方面，全球都在提倡培养创新能力。另外一个能力也特别值得关注，就是数字化生存能力。第一是好奇心和兴趣。现在信息过剩，很多信息扑面而来使人忘记探究和思考事物本质，好奇心越来越弱。第二是合作和学习能力。有些人长时间宅在屋里，而新的事物又层出不穷，因而需要不断地学习来适应社会发展。第三是自律和自控能力。在未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推送的信息将更“贴合”人的需要其产生的影响也就会更大，这就对人的自控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记者：我们在采访中曾遇到过一些特殊儿童，比如说视障或听障的孩子，该怎么样用信息技术的手段帮助他们体验到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尧德中：这个其实目前是非常火的领域，属于脑科学和人文科学交叉的领域，就是脑机交互。比如说眼睛看不到，就可以把摄像头“看”到的内容，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翻译”成语言让他听到，他听了之后会在大脑里面进行处理转换，弥补视力的缺陷，这方面研究现在还是有很大进展的。通过不断对本人表情、身体参数等进行分析，机器大概知道你需要什么，一定是推荐与人生理状态和精神状态相匹配的东西，这个很容易就能实现。

    黄荣怀：不光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移动设备等技术在辅助个体发展方面就展现出很强大的功能。首先是辅助语言学习，如音视频学习材料、APP小程序等，这已算是基本共识。其次是辅助特殊残障群体，通过应用技术来弥补人的某些能力缺陷。最后是自闭症治疗，这属于康复和健康的范畴，这种利用技术治疗成功的案例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