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我们是不获全胜决不收手。”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参加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时的发言掷地有声。

    2018年2月，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拉开了减负攻坚的序幕。一年来，校外“降温”校内“升温”，中小学生减负取得阶段性成果。

    随着减负进入攻坚阶段，如何在减负的关键环节上花力气、动真格？听听代表委员们怎么说。

    减负出现了哪些新问题新形式

    “校外培训机构出现了一些新‘乱象’。”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说。

    “比如，一些培训机构与学校的暗箱合作从‘地上’转向‘地下’，在职教师居家型补课发展迅猛，其与培训机构的利益嫁接具有隐蔽性。”刘希娅提到，一些培训机构在教育理念、教学策略上仍以应试教育为主，“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顽疾依然存在。同时，由于缺少对培训机构生均面积、教学设施等的明确规定，导致学生近视率上升，也缺乏根据机构的内容、人数、层次等更细化的师资标准的规定。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表示，一些培训机构不断变换身份，规避监管，例如部分不合规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经集中整治后“变身”为“托管服务”“小饭桌”等，与治理部门打擦边球。

    对于这些新问题，刘希娅建议，一要加大对居家型培训机构的排查清理取缔，二要加强对培训机构培训内容、方式、时间的监管。她还建议，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细化培训机构行业标准。

    朱晓进表示，要针对突出问题，加强顶层设计，指导性意见要具体。同时，还应对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和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提出要求，并鼓励各省份因地制宜，提出较为合理公允稳妥的解决办法。

    如何让学生在校“吃饱吃好”

    提高学校教育质量，解决“三点半难题”，让学生在学校“吃饱吃好”，是减负的根本。

    “让孩子在校内学足学好，是缓解课外负担重的根本之策。”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江苏省委会主委麻建国认为，教育的主场在学校，学生之所以到校外补课，是因为他们认为校外机构的小班化能得到老师更多关注。他建议学校加快教学方式改革，探索“班级授课制+小班化辅导”相结合模式；开设中小学网络“名师空中课堂”，让孩子课余能“学在我家”。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苏华建议，杜绝公办教师的校外有偿补课行为，净化师德师风，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促进学校不断创新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满足学生的需求。

    针对课后服务，苏华表示，可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于校内引进公益普惠的第三方课外培训机构，聘用本校教师或校外合格师资，为本校学生提供课外综合素质课程和托管服务。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安阳市教育局局长黄艳表示，可探索对学生合理开放学校教学资源，严把内容关，严格收费审批并加强监管。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教育局局长王中立建议，要把课后服务与社区教育、劳动教育、家庭教育结合起来，使课后服务形式更加灵活多样。

    家校政府社会如何拧成一股绳

    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给家长减负”，从侧面折射出当前的家庭教育观念亟待更新，以减轻家长的焦虑情绪。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衡水市副市长崔海霞建议，应向家长普及科学的教育理念，转变家长的抢跑心理。引导家长理性对待儿童的成长和孩子的需求，正确理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理念，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认为，政策的细化和落实是关键。他对照去年出台的“减负30条”，提出了不少具体性建议。“例如，要科学合理布置作业，应更加明确地界定什么是‘惩罚性作业’，并考虑允许教师探索针对不同学生布置不同作业；对如何规范在职教师在家中或租房组织培训的行为应该更加明确。”

    麻建国表示，应严格落实《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等文件，推动建立完善精细化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回头看”。

    “关键是要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探索从源头上化解中小学生负担重这一顽症的长效机制。”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建议，教育评价要从具体问题入手，坚决克服“唯分数”论的痼疾。

    “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的特殊国情加剧了家长的焦虑，不过，这是一个阶段性问题，解决它不能完全靠学校，不能完全靠教育行政部门，也不能完全靠立法，需要方方面面的统筹工作，才能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