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0年前没有被乡镇领导请回去当村支书，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此刻可能还在带着他的魔术表演团，奔忙于全国各地的剧院、广场。

    如果10年前大黄村没有发展相关产业，村民们的人均年收入不可能从6000余元增长到3万余元，大黄村也不可能带动周边13万人就业。

    回想过去这些年，马豹子用了一连串的假设句。最后，他突然严肃地说了一句：“我们这里现在不缺钱，最缺的，还是真正懂得怎么把村子治理好的人才！”

    苦恼的，不止马豹子。这几天，教育如何助力乡村治理，成了今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们谈论的重要话题。

    培养懂乡村治理的管理型人才

    人才的捉襟见肘，是制约乡村振兴的最大短板。谈到乡村振兴，不少代表指出，当前全国各地普遍的情况是，农村青壮年流入周边工厂或进城务工，不少村庄成了人去屋空的空心村。对此，有不少代表提出产业兴则村兴的发展思路。

    然而，光有产业，不足以振兴乡村。“这几年，我们大黄村产业发展势头很好，既有园林花卉、药材种植和观光农业，也建成了300多家企业商户入驻的魔术文化产业园、小微企业创业园和小商品批发市场。但我最担心的，还是人才跟不上。”马豹子说，村里商量要做点儿什么事时，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事，谁能领头？”

    这些年，马豹子总结了一条经验：为了农村发展，政府和村委会须找到适合的项目，敢于主动“抢”，尤其是抢能人。

    采访中，不少代表表示，乡村振兴除了产业振兴、农业现代化所迫切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奇缺外，能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的乡村治理人才，更是“一将难求”。

    “‘穷看穷，富看富，老百姓看村干部’。在村里，村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乡村振兴很关键。”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镇贾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邢利民说，“目前，山西很多村子空心化严重，有的村子只剩下十几口人居住。今年我的建议就是围绕农村人才提的。”

    “乡村振兴最棘手的就是能人难求。要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难题，只能指望学校来帮忙培养。”据邢利民介绍，现在贾家庄村固定资产达到五六个亿。但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就有一个选择适合本村实际的产业问题，而要选准产业，就得要有见识、了解市场、懂政策的人。不然，“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坑里了”。

    “乡村振兴不只需要技术人才，还需要懂管理、懂治理乡村的管理型人才。”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汤阴县向阳庄村党支部书记葛树芹认为，目前新型职业农民总量不足、基层农技推广人才“青黄不接”、队伍老化问题严重，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迫切需要国家一方面通过政策，鼓励高校、农业科研院所师生深入农业一线，指导农村生产实践，同时可通过委培、联合培养等方式，为乡村培养急需的治理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创新机制，鼓励和引导各类人才到乡村创业兴业。

    培养乡村振兴急需的职业农民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南阳市雅民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昭是一位大学生返乡创业者。2008年，24岁的赵昭放弃在郑州的工作回乡养牛。10年来，她的养殖场从几十头小牛发展到如今的年存栏优质肉牛800头、出栏1500头的规模，产值达1500万元。赵昭把以自己为代表的返乡创业者，称为“新型职业农民”。她认为，这些人是未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力军，对农业现代化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和传统农民是有区别的。”赵昭说，像她这样的农民，除了特别热爱农村、热爱农业外，还有一定的能力去经营好自己的产业；对新事物、新理念的接受能力也很强。

    事实上，像赵昭这样的新型职业农民正是未来农村最缺的。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说，在农村，由于传统农民文化素质低，对接受现代生产技术和知识的欲望不高。20世纪90年代，我国每年有7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仅30%—40%得到推广，10%得到广泛应用。其原因与农村人口素质密切相关。

    “早在1975年，日本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就达11.7年，荷兰农民大多达到高级中等专业农校毕业水平，德国农民中54%受过至少3年的职业培训。在农村技术推广人员方面，发达国家农村技术推广人员与农业人口的比例为1∶100，我国仅为1∶1200，平均1万亩耕地不足1名技术人员。”焦新安举例说，“这意味着，涉农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将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机遇期。前者可以为农业现代化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并源源不断将最新成果运用于农业实践；后者则可为广大农村培养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所需的新型职业农民。”

    一个身边案例，让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朱晶教授坚信，用教育之力，育乡村振兴所需之才，就牵住了振兴乡村的“牛鼻子”。

    几年前，南京农大深入国贫县贵州省麻江县，对其产业精准“号脉”后，将学校3个金牌学科团队专家，分别和当地红蒜、锌硒米、菊花3块特色“阵地”接上了头。5年后，锌硒米亩产超过650公斤；红蒜亩产超过1000公斤；菊花科研团队连续3年举办的贵州麻江品菊季，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近1亿元，一举打响了贵州乡村休闲旅游的新品牌。

    “教育的作用，就是筑牢乡村振兴的人才‘底座’。”朱晶建议，涉农类职业院校应立足农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培养急需的新型职业农民；大中小学要加强学生的农业情怀教育，鼓励学校创新实施课程思政育人模式，将“三农”情怀教育融入专业学习。同时，国家应通过加大国家奖助学金、学费代偿、保研推荐、涉农专业设单列指标等措施，激励学生积极投身涉农专业学习。

    建设精神家园引领乡村文化振兴

    “对人口净流出的农村来说，流出的不只是青壮年劳动力，也流出了农村的乡愁和文化。教育的作用，就是要加快农村所需人才培养和农业技术的普及。”焦新安认为，这是乡村振兴给教育出的一道“应用题”。

    焦新安建议，国家有必要出台高校乡村振兴文化引领与服务行动计划，鼓励高校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基地，同时支持高校创新体制机制，采取灵活的培养方式，培养更多适应乡村文化事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如果说产业振兴是在源头上为乡村振兴注入活水，那么作为乡村灵魂和农民精神家园之所在的乡村文化，就是为乡村振兴疏通河道。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乡村振兴，多数村支书想到最多的，是发展特色产业，改善村民生活。但是，对于包括乡村文化保护与振兴、组织建设等乡村治理，都普遍感到困惑。对于他们的困惑，不少代表通过“隔空对话”，支招回应。

    乡村治理从哪儿切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把解题思路转向了乡村传统。历史上，中国的乡村治理主要依靠德高望重的文化长者、开明乡绅，他们致力于乡村建设，参与乡里公共事务，起到了稳定农村、传承乡村文明的重要作用。在农村精英流失严重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农村中小学作为农村文化集散地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应通过保护古村落、唤醒乡愁等方式，动员乡村走出去的文化、商业等精英，服务于乡村建设。

    也有代表认为，推进乡村治理，教育应发挥重大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庞丽娟建议，政府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中，要加强对包括学校在内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并将乡村学校与乡村社区共建共享、协同发展，把学校建成乡村教育与文化的多功能中心，建成乡村文化的高地、农民的精神家园和“三农”教育的主阵地。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