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读杨志军的《藏獒》，就引发了很多思考，这次读他的新作《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更有刮目相看的感受。这是一本非常具有艺术张力的小说，内容非常具有吸引力，我读的时候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评论家身份。该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且深邃，鲜活地写出了藏族牧民对草原真挚的情感、对信念和价值观的守护，展现了牧民从传统草原生活向现代城市生活转型过程中价值观上的冲突，以及对草原生态环境的维护和建设。可以说这是一部发人深思的作品。

    说到藏文化，必然是丰富的。首先“奶奶”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得非常丰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和现代的冲突，更感受到传统的力量。现代性中有袪魅的倾向，但是和现代性相对的草原游牧民族是附魅的，比如，奶奶和动物“扎西”们亲密的关系——守护着藏獒卓玛的尸体不让别的动物吃掉，还有写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发人深思的。阿爸说过一句话：“我不如卓玛”，而卓玛是一只藏獒。“我”在过着到了城里之后的生活时说：“我们抛弃了草原，但她却没有。”这里“她”也是指卓玛，也就是藏獒。“她不想抛弃我们，也不想抛弃公獒鲁噶，她在城市和草原之间把自己跑死了。”这都是震撼人心的笔墨，深刻地写出了人类在现代性之前的那种困境和悖论。另外，《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的文学表现十分含蓄。比如，写到“我”一家和央金阿妈聚了以后又分开，分手之后，作者不写人与人之间有多留恋，而是写公獒鲁噶对卓玛的那种留恋。其实，这是明写动物之举，暗写人之深情，这些含蓄的笔墨尤其让人感动。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在故事情节上具有匠心独运的巧妙设计。文中在一开始设置的伏线是寻找珍宝的情节，然后就引出了仁青岗的车祸事件，并把好多事情穿起来了，比如说奶奶撒盐。我们从书中知道，撒盐是路陡路滑，但最根本原因则把德吉的身世也交代出来了，表现出主题传达上的功能性。德吉到了城里后，他知道了钱的重要性，于是进一步去寻找珍宝，最后由活佛把这个扣解开了。我觉得这个设计见证了德吉转变性的成长，这种情节就是功能性的，展现了儿童文学中的成长主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的语言。好的儿童小说，一定会重视对话、写好对话。杨志军写的孩子们之间的对话，显然不是汉人和孩子们之间的对话。比如拉姆姐姐问：“你家的草场好吗？牲畜好吗？你的胃口好吗？”拉巴哥哥回答：“草场好不好，你看得见。牲畜好不好，你得去问牲畜。我的胃口好不好，你得去问我家的老母牛，‘你那白花花的奶，是牛犊子喝得多，还是贪嘴的拉巴喝得多？’”文中的对话都是这种含蓄又委婉的形象化表述，这种表达方式是藏族文化的、藏民的。还有文中的歌词，既表现了能歌的藏族牧民本来的表达样式，又承担着一部分叙事的功能，是非常好的文学表现。乔纳森·卡勒曾说，文学就是语言的突出，读文学的时候就好像突然被戳了一下：嘿，我是语言。这本小说的语言也是会戳我们一下的。作为小说来说，语言要是没有这样的力量的话，整个的艺术就可能会大打折扣。

    最后，谈一下《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的叙述视角。这部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进行讲述的。将第一人称设定为孩子，好处就是时时提醒作家不能脱离孩子的感受。陈伯吹当年说，用孩子的眼睛去看，用孩子的耳朵去听，还要用孩子的心思去想，这样有助于保证小说的儿童文学的性质。但这种叙述视角的难度受到人物表现的局限，把叙述的人物设定得越小，局限性就越大。这是一部有这样重大的主题，有这种深邃的思想，而且表现着这么一种独特文化的小说，难度是比较大的。从这部小说的表现来看，绝大部分都处理得非常好。但全书写到最后才明确地出现了“十年之后”这样的交代，我觉得最好用双重视角，即童年的“我”的视角与成年的“我”的视角两者交替，或者融合着使用。这就需要在前边一开头，或者是在前部就出现“十年后我从大学毕业”这一信息，读者就得到一种心理暗示，知道这个“我”很可能既是童年的“我”，又是成年以后那个“我”。这样处理，小说所表现的东西就可以很深邃，艺术表现的空间就可以更大。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