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小学教材论坛主题定位为新中国70年来中小学教材建设之路。这个题目很大，既可以谈政策，也可以谈理论；既可以谈现实，也可以谈历史；既可以谈一般教材问题，也可以谈学科教材问题。”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郭戈简短的开场白拉开了论坛的序幕。

    4月13日至14日，首届中小学教材论坛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大中小学及教科研机构、教材出版单位的代表300余人参加会议。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田慧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林崇德、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西南大学副校长靳玉乐等数十位专家出席会议并发言。

70年教材发展之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中小学教材从不成体系到形成完整体系，从模仿借鉴到自主发展，更有一部分教材走出国门，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与会专家认为，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是中小学教材建设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材建设高度重视，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提出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指导管理全国教材工作。教育部成立了教材局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在此基础上，去年底又建立了首批国家级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申继亮说。

    比新中国晚一年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见证了我国中小学教材发展的全部历程。据人教社社长黄强介绍，成立69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或参与拟定了历次中小学各科的教学大纲，先后编写、出版了11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承担了国家统编三科教材的编辑出版任务，累计出版各类出版物7万余种，发行量超过750亿册。

    郭戈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基础教育统编教材发展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系统梳理。他认为，自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届政府，虽都有统编教材的意愿和行动，但由于旧中国持续的内忧外患和政府腐败无能，加上教材质量不佳等原因，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相反，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几次成功组织编写了多套全国通用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而且做到了所有地方、全部学生都使用统编教材，特别是在教材的统编问题上还能做到能放能收、收放自如。新中国的教材统编工作为什么能取得成功？郭戈总结提出6条基本经验：1.党的领导和国家重视是统编教材政策的根本保证；2.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统编教材制度的经济基础；3.提高质量水平是统编教材建设的核心任务；4.教材专业机构和人员是统编教材发展的重要保障；5.统一出版发行是统编教材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6.科学研究是统编教材创新的奠基工程。可以说，这6条是新中国70年教材建设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也是今后做好教材建设工作应继续坚持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建设工作，有几个方面特别值得肯定，比如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相呼应，加强了法治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加强了国家认同的教育；教材内容的呈现形式越来越丰富多彩，在追求统一的教育目标的同时，充分关注了学生的个性和自身发展需求，这些都是巨大的进步。”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说。

新时期教材建设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相比总结成绩，申继亮更多谈到了教材建设在新时期面临的新挑战。他认为，教材建设发展到今天，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碰撞日益强烈，每个人的思想观念、认识问题的方式方法都会受到影响，而教材要体现国家意志，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打好中国底色，注入红色基因”的重任。如果教材在这方面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就会失去方向。而要实现教材这一根本性的功能，就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面、有机地融入课程和教材中，落实到课堂教学中，如何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二是教育大众化带来的挑战。我国教育基本实现大众化，下一步的重大任务是要实现内涵式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水平如何，决定着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教育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因此，首先要明确育人目标要求，坚持目标驱动、素养立意，同时要增强教育教学的自主性，规范办学和教学行为。一边是育人的统一要求，一边是教学灵活性的要求，教材怎么发挥好桥梁作用，与内涵式改革相契合？三是网络化或者说是信息技术带来的挑战。虽然今天网络对于教育的冲击还不像其他行业那么大，但这是一种趋势，未来学校教育的组织形态、课堂教学的组织形态会不会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发生重大的变化？如果教育形态发生变化，课程、教材如何应对？

    从这三方面的挑战出发，申继亮提出，教材工作要“瞄准”三个问题：如何处理好体现国家意志的统一要求与教育教学过程的灵活多样性、生成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与学习内容的选择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教科书编写使用的稳定性与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快速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这是新时代教材建设必须面对的命题。

    郭戈认为，目前我国专门研究教材的机构和人员不多，教材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不高，教材研究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和专业，这种状况影响和制约着教材研发和编写水平。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展教材研究和实验工作，是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的迫切需要。

加强教材建设要坚持正确导向，遵循科学规律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田慧生认为，迈入新时代，教材建设下一步工作重在做到“五加强”：一是加强教材的政治建设。这是教材建设的首要任务。教材政治建设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把党的领导和党的主张落实到教材建设工作的全过程和方方面面；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教材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二是加强教材的质量建设。这是教材建设的核心任务。教材质量建设要遵循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教材编写自身的规律。我们还应加强研究，为教材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大胆改革创新。三是要加强教材的制度建设。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后，教育部已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教材规划和管理办法，将陆续出台，这是从国家层面搭建教材建设的“四梁八柱”，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在这些制度之下，还要形成一些可落地转化的工作机制，包括教材的编写制度、审查制度、研究制度、使用制度、监测制度等。四是加强教材队伍建设。教材工作队伍应包含编写、审查、研究、使用、管理5支队伍。各支队伍的现状离新时代教材建设工作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五是加强教材环境建设。要为教材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特别是舆论环境。如果社会舆论引导不好，就会对教材建设造成负面的干扰。

    在中小学教材编写中如何进行科学的心理化设计？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前会长林崇德提出的建议得到与会专家高度认同。林崇德认为，中小学教材编写必须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为出发点，照顾到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水平；教材内容的呈现方式必须与中小学生认知规律相匹配；中小学教材编写心理化设计的首要目标是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发展学生的智能，而智能的核心成分是思维。

    西南大学副校长靳玉乐教授认为，新时代的教材建设，应该坚持三个原则：坚持世界眼光和本土情怀相统一，既不妄自菲薄又不盲目自大；坚持指标体系与育人体系相统一，既要有价值标准，又要有科学标准；坚持继承发展与改革创新相统一，把握好纵向的连续性和横向的关联性，避免频繁变动，造成重复建设和浪费。

    此次论坛上，人教社副社长王志刚，首师大徐蓝教授、石鸥教授，西南大学罗生全教授等20多位专家分别围绕新中国成立70年来教材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以及各学科教材的改革发展问题进行了交流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