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因数据规模的急剧扩大和运算能力的飞跃提升，基于“算法”的自主收集、挖掘、识别、分析、预警、处理、诊断、决策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日益渗进社会各领域。

    “算法”指的是为解决某个问题、完成某项任务、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处理规则、运算指令、策略机制。“算法”在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便利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如在新媒体领域，媒体内容“把关人”让位“算法”后，已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担忧。人民网曾连续3次就“算法推荐”展开评论，批评部分智能新闻客户端任由传播内容“野蛮生长”，认为“一旦失去节制的美德，‘算法’也可能误入歧途，甚至走向创新的反面”。

    目前，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7.88亿人，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3%。各种手机应用多达数百万种，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一旦5G手机全面普及，“算法”将会释放出更大的技术效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要求统筹好“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在信息化智能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算法”会催生与衍生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新现象，如算法政治、算法经济、算法战争、算法新闻、算法伦理等。其中有些“算法”导致的结果，能够引起人们的警觉，如数量很少的“网络水军”可以利用软件大量传播虚假负面信息，误导整个社会舆论。有些“算法”导致的结果短时间根本无法感知，如在经济领域，有学者提出了“算法共谋”概念，即通过有意无意的“算法”技术，即时获取、调整、预测价格，对价格偏离与竞争行为进行阻断，从而实现“没有竞争者协议干预价格，却达到限制竞争的结果”。 这种基于技术的价格垄断现象，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完全超出人们现有常识，不能用常规反垄断手段进行监管。类似“算法共谋”这样具有破坏作用的现象，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在社会各领域大面积出现。因此，有必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认识“算法”、重视“算法”、治理“算法”。

    提高认识水平，增强“算法”风险意识。技术进步往往携带着“价值正确”的社会心理，作为技术创新或新兴现象，“算法”的负面作用还没有引起全社会重视。在铺天盖地的“算法”运作中，“算法”始终隐藏在不为人知的“暗箱”之中，普通民众处在被动接受甚至随之“翩翩起舞”状态，不仅难以觉察一些“算法”的潜在危害，而且客观上散播了负面影响。因此，应加大“算法”的宣传与教育力度，提高民众认识水平，提升民众识别能力，营造抵制“恶劣算法”的舆论监督环境。

    规范行业伦理，遏制“算法”负面影响。技术只有在人类良心的呵护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价值。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研判不同领域的“算法”应用，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伦理、社会心理的可能影响，在充分发挥“算法”积极作用下，主动修改、完善、规范“算法”，消除“算法”的价值和伦理缺陷，在技术不够成熟情况下，通过人员把关和人力过滤，加大对“算法”产品的“质检”。

    加强执法力度，严惩“算法”危害行为。“算法”危害本质上是人的危害，对于罔顾“算法”危害，单纯追求商业利益，造成恶劣影响的平台和机构，国家应加大执法力度，按照有关法律进行惩戒。在国家重大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活动以及民间突发事件中，以网络空间、移动终端等平台，通过自主设计的“算法”技术（平台）或外部引进的“恶意算法”软件（平台），故意误导社会舆情的行为，国家应依法进行追查与问责。

    支持技术研发，以“算法”治“算法”。消除技术负面影响，同样需要技术的参与。“算法”本身是中性技术，但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组织、外部势力加以利用，就有可能对不同领域的安全与稳定构成或隐或现的影响。在“算法”已成为智能化社会运行的基础性技术背景下，单是依靠职业伦理或群众舆论，是很难对其进行有效治理的。有关部门应采取应对策略，鼓励技术研发机构积极开发“算法监管工具”，通过“好算法”应用，遏制“坏算法”的不良影响。

    （作者系长江师范学院重庆教育改革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