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新青年》话语体系的演变

首页 > 教育新闻 > 新闻阅读存档/2019-05-02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观点提示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新青年》话语体系也逐渐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

    《新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创刊,1919年5月1日出版了第6卷第5号,即“马克思主义号”。1919年11月《新青年》在中断半年后才续出第6卷第6号。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新青年》话语体系也逐渐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人才积累和实践经验。

    《新青年》杂志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大幕,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新青年》杂志创刊之初,其宗旨在于“辅导青年修养”。陈独秀等人并不以介入现实政治生活为目的,反而有意识地与之保持着距离,他们试图用“宣扬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来改造“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从而“造就新人”来为“新政治”打下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青年》杂志并非远离政治,而是要从思想文化上改变民国初年的政治基础,重新塑造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而《新青年》拿来改造中国人、造就新人的思想资源来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潮。

    从1915年9月到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以“民主与科学”的旗手为世人所知,“民主与科学”成为了《新青年》杂志在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体系。在这一话语体系中,英美式的自由与民主、法兰西式的平等与博爱、公平与正义占据着主导地位。平等与民主、公平与正义、人权观念与人的解放、自由主义、平民教育思想等,影响着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认知,给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思想解放和冲击。先进的中国青年批判东方文明的腐朽与不堪,向往西方文明,想象着有朝一日在中国能实现西方式的繁荣与进步。

    《新青年》杂志聚合了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锻炼了主力队伍

    1917年初,陈独秀北上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亦随之迁入北京。从此,《新青年》杂志依托北京大学的新派教授,高举着“民主与科学”旗帜,在全国青年中声誉日隆。《新青年》第4卷第3号刊出布告,明确告知读者,《新青年》杂志由北京大学同仁共同编辑出版,成为了真正的同仁杂志。检视此时《新青年》编辑部成员和作者队伍就能够发现,北京大学的新派教授是绝对主力,诸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沈玄庐、高一涵、陶履恭、唐俟等,都是《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这一批人中,虽然直接参与五四运动的不多,但其影响力却不可小觑。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北京各个高等学校中声望颇高;胡适鼓吹文学改良,践行白话文和白话诗歌,开创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之先河,是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偶像;李大钊为人忠厚亲切,掌管北大图书馆,深受学生欢迎。这一批教授队伍对北京大学学生所产生的影响,从《新潮》《每周评论》等报刊的创办就可以看出来。五四运动时期的著名学生运动领袖,诸如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珩等,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保持着密切交往。《新青年》杂志并没有明确地号召学生运动,但《新青年》杂志的编撰者们,却用自己的言行影响了青年学生,鼓舞着他们为中国前途和权利去奋力斗争,并积极为他们提供指导和支持。

    《新青年》杂志的编撰者们以自身的言行为中国青年学生树立了关注社会、关注中国命运的榜样。围绕着《新青年》和《新青年》人,聚合了一批热血而积极的中国有志青年,这为五四运动培养了大量的学生运动骨干,亦为中国社会革命的深入发展,锻炼了一批主力骨干。

    五四运动加快了《新青年》杂志话语演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新青年》杂志在1919年5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号”。这一号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另外还有诸如顾梦熊、凌霜、渊泉等人撰写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不过,即便是后世常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视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始,《新青年》此时刊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也仅仅只是在批评与质疑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前,是中国思想界众多思潮中的一种,还不是人们改造社会、重塑中国的思想武器。

    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杂志出版了第6卷第6号,继续刊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尽管《新青年》杂志尚未大量刊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但歪曲和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却不再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了。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6号第一次公开纪念“五一”劳动节。这标志着《新青年》的视野已经从过去注重“人”——青年学生,转向了社会底层——“工人阶级”。同期《新青年》还集中刊载中国各界对“第一次亚拉罕对华宣言”的回复与讨论。这意味着苏俄革命开始逐渐为国人所知晓,并引起了中国人对俄式苏维埃的向往。此后,“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真正进入《新青年》话语体系,并成为其演变的最终方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影响了《新青年》杂志办刊方向,催生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初,陈独秀离京赴沪,《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迁回上海,陈独秀坚持在上海办刊,并起用陈望道等人,思想逐渐倾向马克思主义,而北京同仁坚持的自由主义、文学与哲学的办刊方向,不再作为《新青年》的办刊主旨。

    陈独秀离开北京的直接原因在于,五四运动期间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从而为北洋政府所不容。在这种情形之下,陈独秀回到上海重起炉灶,《新青年》杂志的办刊方向亦随之发生变化。另外,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各界认清西方文明的虚伪,认识到中国的事情非要来一个彻底改变不可。1920年初,李大钊在北京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引导青年学生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励他们走进工厂、走向工人。先进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回首百年,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五四运动则是一个扩音器,将“十月革命”的炮声放大,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新青年》杂志话语体系从注重思想文化的渐进式改造转向重构社会秩序的激烈式革命,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

    (作者单位: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北大学分中心、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