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人类历史上，总有某一个时刻，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这种时刻一旦出现，便会决定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亡。

    1919年5月4日，对于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便是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刻。

    这一天，爆发了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由此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李大钊，30岁。毛泽东，26岁。许德珩，29岁。邓中夏，25岁。

    这是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的年龄。那一刻，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人生的路，从此与国家、民族、人民紧紧相连。

二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鲁迅日记》记载，这一天，天气“昙”。

    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校园，春暖花香。师生们的心情，却和天气一样，笼罩着风云。

    一大早，校园内人声鼎沸。学生们聚在红楼前，准备一道去天安门前游行。

    许德珩一夜没有合眼。他和同学们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成大旗，短的做成小旗，将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

    5月2日，许德珩等青年学生，听说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悲愤不已。他们约集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决定5月4日在天安门游行示威。

    上午10点，罗家伦正准备去天安门，这时一名学生找到他，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举我们北大来起稿，你来执笔吧！”

    见时间紧迫，罗家伦没有推辞，站在红楼一层一间教室的长桌前，一气呵成《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成为这一天最激动人心的爱国口号。

三

    天安门前，竖起大大小小的标语。其中，北大学生谢绍敏“还我青岛”的血书，最引人注目。

    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3所大专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手持白旗，在各校的白布旗帜下，列队示威。

    “外抗强权，内惩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还我胶东！”

    “还我青岛，保我主权！”……

    一声声口号，响彻云霄。

    集会上，北京高师学生张润芝撰写了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挽联直指北洋政府里几名亲日派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曾代表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出卖山东路权为代价，向日本密商借款；还有陆宗舆，名为币制局总裁，实为日本向华放贷代理人。

    天安门前，那对精美绝伦的华表，凝视着眼前这些青春的身影。数百年来，它们见证了中国的历史——

    79年前，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开始了长达百年屈辱的近代史。

    24年前，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完败，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更加剧烈的刺痛。

    8年前，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然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不少国人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心存幻想。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巴黎和会，提出了取消德国在华特权、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各项权益的正当要求。

    然而，“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美、英、法三国，为了自己利益，将大会变成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大会。4月30日，三国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予日本。

    消息传回国内，极大地震怒了中国人，也打破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四

    午后2点30分，游行队伍高呼着口号，向使馆区的东交民巷进发。

    游行队伍先来到美国使馆。罗家伦等4名学生代表，前往使馆交涉。公使不在，学生们只留下了英文的说帖，请求美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英、法、意等国使馆，也有学生代表前往交涉。

    但学生们穿过使馆区游行的申请，始终没有被允许。

    正当大家群情激愤时，队伍里，有人突然高呼：“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得到了不少学生的拥护。

    下午4点30分左右，队伍来到东单赵家楼2号曹汝霖住宅。学生们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的原因。

    趁军警不备，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和许德珩等人跃上窗台，打开临街窗户，跳了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学生蜂拥而入。

    曹汝霖见势不妙，慌忙藏进箱子间。进京述职的章宗祥，正寄居在曹家。学生们没有找到曹汝霖，气愤地一把火点着了曹宅。章宗祥慌忙逃出，被学生们撞了个正着，被揍得鼻青脸肿。

    军警逮捕了许德珩等32名学生。在狱中，许德珩口占诗歌以示决心：“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是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五

    5月5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举行总罢课，要求释放学生。

    5月7日，在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下，尤其是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32名学生。

    五四运动的风雷，让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五四精神，激荡了整个中华大地——

    5月7日，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9日，上海各校罢课。19日，北京2.5万学生再次总罢课。

    6月3日，北京学生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人被捕。

    6月5日，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27日，留日留美学生请愿。

    全国22个省份、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规模的声援活动。

    迫于社会各界压力，6月10日，北洋政府免去曹、章、陆三人职务；6月17日电令和谈代表签字，仍准备对列强屈服；23日又改为让代表“相机行事”。

    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代表团驻地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以胜利告终。

    五四期间，正在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引起了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中国大地徘徊。

    李大钊，就是那个暗淡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文章和演说，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这片土地上传播。

    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李大钊激昂地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作为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深刻意识到，古老的民族能否再现青春，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因此他致力于青年启蒙，做青年的良师挚友。

    1920年3月，李大钊带领19名学生，在北大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6个月后，又在北大组建共产主义小组。

    1925年8月，李大钊离开北大，从图书馆走向广场，成为职业政治家，负责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工作。1927年4月，李大钊被北洋军阀判处绞刑，慷慨赴义。

    在李大钊的红色旗帜下，集聚着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等一批进步青年。这里面，有一个名字，必须一提——

    毛泽东。

    1918年8月，操着湖南口音、心怀救国志愿的青年毛泽东，从长沙来到北京，在李大钊手下做助理员工作，管理15种中外报纸。

    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北大旁听，广泛结交新文化运动人物，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经过探索，逐渐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49年3月，即将成为新中国人民政权领袖的毛泽东，感慨道：“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七

    “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以令世人瞠目的举动，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中。

    从5月4日至6月8日，陈独秀连续发表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摇笔呐喊，擂鼓助威。

    6月11日晚，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正在放电影，一个白帽西装的中年男子，突然掏出传单，从楼顶撒向人群，散发传单者当场被捕。

    警方审问后得知，这位散发传单者，竟是北京大学前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96天后，他才在社会各界营救下出狱。

    在五四运动之前的数年里，陈独秀一直以笔做武器，呼唤变革。

    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率先擂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隆隆战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他希望，青年学生“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新青年》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陈独秀也逐渐成为当时青年的偶像。

    在五四后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中，有一种开始引起陈独秀的注意，那就是社会主义。

    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掩护下，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拉开了“南陈北李、携手建党”的序幕。

八

    谈及五四运动，另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是鲁迅。

    作为五四精神旗手之一，鲁迅并没有亲身参加运动，但他对青年学生的举动十分关心，“怕青年不懂得反动势力的狡猾与凶残，因而敌不过反动势力”。

    1909年，曾怀着“寻求别样的人们”梦想的鲁迅，结束留学生涯，返回中国。1912年，他应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

    来到北京后，等待鲁迅的，是北洋军阀混战，各种政治丑剧愈演愈烈。鲁迅对此失望至极。几年间，他独自在僻静的小院里读书抄碑。在老同学钱玄同多次邀请下，鲁迅答应为《新青年》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