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定凯

  对大学使命及其实现方式的不同意见，可以看作是高等教育界正在履行其使命的证据。这个使命就是召唤学生追问什么是真善美，追问怎样思考这些深刻的问题，追问如何挑战传统的思想和习俗，追问现实人生的意义，追问怎样更好地热爱生活。 

  “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告诉你，你的脸上有脏东西”（意大利谚语）。读罢《失去灵魂的卓越》，我觉得，对哈佛来说，该书作者哈瑞·刘易斯正是这样一位“真正的朋友”。刘易斯从局内人的角度揭示了哈佛“脸上的脏东西”——它的本科教育是如何逐渐迷失方向的。

  歧路上的哈佛

  透过该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知名大学正在把消费者的需求和公共关系作为办学的指南，金钱和声望正在取代理性和原则，富裕的物质条件、时髦的课程、企业化管理、强大的营销都被盲目地用来作为实现学术卓越的手段。而“教育之魂”的要义则成为装饰品，甚至被抛弃。大学对于学生和国家的责任感、兼顾整体性和知识平衡的通识课程、大学独立于社会流行观念的判断力、强调教育过程和方法甚于教育内容、教育学生做到严爱相济，等等，这些体现大学教育灵魂的特质都已经渐行渐远了。在刘易斯看来，哈佛教育灵魂的迷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课程改革流于形式。学生拥有广泛选择课程的自由，但大学没有提出相应的课程要求和教育目标。大学课程逐渐演变为由选修课任意堆积而成的“自助餐”，它缺乏知识的完整性和价值的导向性，课程改革仅仅是为了取悦学生和教授们。

  课堂教学质量下降。轻视教学，强调科研，过分看重教师的科研成果，很少关注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学生无缘得到优秀教授的指点，教育本科生的任务大多都是由缺乏教学经验的助教们完成的。

  道德教育总被忽略。虽然美国大学鼓励校园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但并没有规定教授要为促进学生的“全人发展”承担责任。在选拔、培训和评估教师时，大学也很少注意教师在品德教育方面的表现。另一方面，道德教育与取悦学生家长的需要也产生了冲突。家长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表现得完美无缺，最终获得理想的大学文凭，难免需要“文过饰非”，这极大地妨碍了学生自立意识和责任感的养成。

  盲目追求国际化教学。哈佛前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曾担心哈佛“太美国化”了，主张更积极地培养学生对其他国家及文化的兴趣。而刘易斯认为，海外学习并不是那么紧迫的需要，学生首先应该充分利用在哈佛大学所拥有的宝贵时间和资源。

  宿舍教育渐渐被冷落。在上个世纪初的哈佛，学生宿舍也是教育的场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组成民主的生活社区。如今哈佛的学生宿舍已丧失其教育目的，巨额经费被用来建设豪华的校园服务设施，而不是用来提供更高质量的宿舍教育。

  评分制度出现缺失。教师给学生的课程评分不断升高，出现所谓的“分数贬值”趋势。学生给教师的压力、学生评教和教师职称评定制度的影响、学生学业能力的提高、小型课程数量的增加、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评分方式的变化等，都是其背后的推手。然而，真正能对学生起到激励作用的不是分数，而是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挑战性。

  领导风格之争

  托马斯·杰斐逊在谈到《独立宣言》及公民生活原则时曾说：“不是要发现从来没有想过的新原则、新观点，也不是要说我们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而是要把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摆在人们面前。它的权威力量来自当时人们的理想与和谐的情感，体现在日常的谈话、书信和印刷的文章中。”这位英明的政治家的宣言也应该成为所有教育者的行动指南。教育之本，源于现实人生的需要。教育之悲，皆因背离常识而产生。哈佛之幸，不仅在于它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崇高的名声，更在于它拥有像刘易斯这样呼唤教育灵魂的守望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失去灵魂的卓越》是刘易斯针对劳伦斯·萨默斯领导风格写下的一份颇有分量的批判书。对这位当年从美国联邦政府“空降”到哈佛的经济学家，刘易斯在该书中没有说一句好话，他们的观点多有分歧。比如，萨默斯过分追求教育“国际化”之类的目标，而刘易斯则希望哈佛保持更多的美国特色和传统。刘易斯的经历折射出学术、教育使命与政治之间永恒的矛盾和斗争。与世俗所谓的权力冲突不同，他们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培养学生这个问题之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论辩的受益者最终还是学生。

  关于刘易斯与萨默斯之间的领导风格之争，该书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大学的领导人可以在守护教育灵魂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刘易斯指出：“大学领导人除了要有一定水平的学术成就以外，还必须具备认识自我的能力、成熟的处事方式、人格的力量和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度量。为了把充满希望的大学新生培养成社会英杰，学校领导人不只应该是聪敏和有成就的专家，他们必须是有智慧、成熟和善良的人。”回顾哈佛历史，不难发现，正是在埃利奥特、洛厄尔、科南特、普西、博克等优秀教育家的执掌下，哈佛才逐步成就了如今的辉煌。

  带上灵魂前进

  也许有人会说，在现代社会，想要追寻教育的“灵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方面，大学教授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的优势在于传授专业知识，而不是教导学生如何生活。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关于如何生活的答案因人而异。同时，刘易斯在书中显露的“哈佛第一”、“美国第一”的情绪，也与全球化的时代格格不入。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得不注意这样的事实：在如今的大学校园，关于民族认同、文化传承、公民教育，我们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人们通常认为学生的基本素质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都已经完成，于是到了大学阶段便把教育的重心转移到专业知识的传授上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更需要担当起公民教育的重任！

  在培养良好公民素质方面，刘易斯关于哈佛道德教育中对学生“过度保护”问题的讨论富有启发性。从对哈佛道德教育、课堂点名制度的反思，我们看到一个比学生缺乏自律、没有独立判断力现象更加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政策和教师是否给学生养成自律和独立思考的意识提供了条件？那种要么“呵护有加”、要么放任自流的教育方式，又怎能培养出自信、勇敢和有社会良知的公民？

  对大学使命及其实现方式的不同意见，可以看作是高等教育界正在履行其使命的证据。这个使命就是召唤学生追问什么是真善美，追问怎样思考这些深刻的问题，追问如何挑战传统的思想和习俗，追问现实人生的意义，追问怎样更好地热爱生活。

  刘易斯不是为了追逐名校光环，才对哈佛喋喋不休，实在是因为哈佛教育之困惑也正是当今许多大学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今，“卓越”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公共政策概念和目标。由政府重点资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正成为许多国家追求通过学术卓越赢得知识生产和人才竞争优势的战略。但是，何为卓越？大学教育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些问题很少被教育决策者与管理者论及。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倾听刘易斯是如何论说的吧。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