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毅哲 纪秀君 柯进

  敦煌三中的校园很漂亮。

  学校虽然不算太大，但综合楼、教学楼、标准化操场、绿地、花园一应俱全。走在柳树环绕的校园里，校长郑宝生很得意：“我们2001年建校，校园基建和环境是大家一点一点搞起来的。”

  但就得意了那么一下，郑宝生紧接着就叹了口气：“学校十几年来，也欠了一屁股债。”

  十几米外，学生们正在上体育课，欢声笑语响遍了操场。正在跑跳的他们，并不了解校长的这一声叹息。

  连日来，本报记者从甘肃走到安徽，一路探访的高中，无一不欠债。巨额的债务是怎么形成的？学校对这些债务是否有偿还能力？债务对学校的发展和正常工作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基建上去了，债也上去了

  在记者走访的几所学校里，敦煌三中1000万元的债务还只能排在中等水平。甘肃省其他几所学校，酒泉市玉门一中，欠债3000万元；省级示范高中酒泉中学，欠债3200万元；省级示范高中酒泉市金塔县金塔中学，欠债630万元。安徽省霍山县上土市中学，欠债200万元；毛坦厂镇中学，欠债4000万元。

  敦煌三中从盖上第一块砖时，就开始欠债。2001年，面对群众对高中教育的旺盛需求，只有一所高中的敦煌市决定修建三中，但政府囊中羞涩，于是敦煌开始了一场举全市之力修高中的运动。

  郑宝生至今还记得当年的热潮。一些老干部先发了倡议，然后就是政府投资，建筑商垫资，市里争取到邵逸夫的80万元资金，全市职工捐了70万元，其中包括郑宝生的200元，“那时难啊！招标说明会上，我们提出要建筑商为学校先垫50万元现金，最后结算时再减免50万元工程款，5家公司当场就走了两个。工还没开呢，就先搭进去100万元，谁干啊！但我们硬着头皮也得把这条件提出来。”

  就这样，按照每年招生500人的规模，学校总算是先盖起来了。但随着生源的不断增加，学校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结果导致老债未还，新债又到。如今学校师生总数达到近2500人，债务也升到了1000万元。

  与敦煌三中类似，酒泉市金塔县金塔中学的债务也是在近些年的发展中欠下的。校长马君说：“2010年我们新修教学楼，总造价1100万元，从中央和省里争取到650万元资金，县财政又配套了200万元，剩下的250万元由学校想办法。就这样，搞点建设就欠一些债，一共累积了630万元的债务。我们一年的学费收入不过400万元，还要保证学校的日常运行，只能慢慢还债。我们学校还算好的，那些收入少、欠债多的学校，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过的。”

  玉门一中校长孙东杰说：“现在老百姓对教育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一所学校破破烂烂，连基本的教学条件都不具备，怎么能吸引学生？但是搞建设就要花钱，没钱就只能欠着。”甚至连酒泉中学这样的有70多年历史的省级示范学校，也因为搞基建欠了债。

  无奈的书生，无奈的赖账

  有欠债的就有要债的。

  每年年底，是郑宝生最难熬的时候。各路人士来到学校，直奔一个主题：“欠的钱啥时还？”

  很多人跟郑宝生要债已经要成了熟人。每每这个时候，郑宝生就把人请进办公室，让座、敬烟、泡杯茶，来人一看这架势，知道今年又没戏了，也不全要，来一句：“今年就还是能给多少给多少吧，总要把农民工的工资给发了。”

  他们都知道彼此的困难。

  这些动辄上千万元的债，校长们还起来有多难？孙东杰算了一笔账。

  作为一所有2500人的高中，玉门一中的经费来源基本靠学费，每生每学年是960元，一年的学费总收入近240万元。玉门一中如今每年的运行费用如下：水电费45万元，音、体、美、实验器材费15万元，办公等各类杂费150万元，学校聘用人员工资10万元，招待费、车费10万元，各项培训费用20万元，总计250万元。

  事实上，这还是学校尽可能减少支出的结果。学校现在还每年都会拖欠45万元的暖气费，一些大的修补也只能一拖再拖。

  “这比以前还好多了。以往我们收取的学费要上交财政，经统筹后再下发到高中，经过这一环节，高中能拿到的学费往往就打了折扣，有时候只能拿到40%。现在政府承诺不再统筹学费，把学费全额返还给高中，这才有了现在学校能维持运行的局面。”

  除去初中欠账，玉门一中的欠债是3000万元。这意味着，学校每年就是一分钱不花，也得用将近12年时间才能把欠债还上。孙东杰还多少有些庆幸，因为这些欠债主要是欠工程队的，不算利息，如果是贷款，光利息就够学校受的。

  这种局面下，欠债怎么还？在学校待了近30年、一身书卷气的孙东杰，尴尬地笑笑，挤出了两个字：“赖账”。

  戴镣铐跳舞，越发展越难受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化解义务教育阶段的债务，这成了高中校长们羡慕的事情。

  酒泉中学校长邓新源说：“义务教育阶段的债务正在化解，职业院校也得到了很多支持，唯独高中教育，没有什么政策扶持。可是在当下的教育现实中，高中教育又是很多地方教育的门面，肩负着社会的期望。高中不发展不行，可是一发展就要负债，越发展越难受！”

  校长们当然难受。

  不是每人都像郑宝生那么幸运，能碰上好说话的要债人。去年年底，眼看着一笔200万元的债务迟迟还不上，债权方着了急，派人把玉门一中的教室、食堂、宿舍大门锁了个严实，后来经多方协调，孙东杰先还了120万元，总算把教学秩序恢复了。

  这只是债务对学校最表象的约束。

  敦煌中学的心理教师郑晓玲负责学校心理教室，但是她却苦于设备的缺失，“宣泄、呐喊、击打这几类系统都缺设备，全部配齐得十几万，学校掏不出钱来。”没钱买假人，郑晓玲在小屋里挂了个一米多高的玩具熊，供学生击打宣泄。

  敦煌三中有2300多名学生，却没有一栋专门的实验楼。学校仅有两间实验室，一个能容纳56人，另一个只能容纳24人，而每个班的学生都在60人以上。教师朱积伟是化学组组长，带着两个年级的课。他常常为了安排实验绞尽脑汁，最多的情况是把器具拿到教室自己做演示。郑宝生一直想修一栋实验楼，但是算下来要2000万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孙东杰迟迟不敢派教师到外面培训。每派出一名教师，学校就要承担交通、食宿等费用，实在力不从心。于是玉门一中的很多老师，最远只去过省城兰州参加培训。

  “设备缺失、师资薄弱，这些最终都是影响实际教学的。只有把债务化解了，才能真正解除学校的负担，才能让校长、教师都能全身心地投入本职工作中，否则大家都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孙东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