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沈大雷

  初冬时节，午后的阳光薄薄地洒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园。距离教学楼不远的一处花园里，金黄的法国梧桐下，有几排雅致的木制座椅，这便是退休教师王栋生会客的地方。

  常有慕名者来访，王栋生轻易不到办公楼会客，“那样会给老师们添麻烦，妨碍他们工作。”他一再说。

  “王老师近来身体可好？”“老王今天来啦？”……曾经的同事看见王栋生，总是问长问短。

  “托福，总算没有更糟糕。”每逢此时，王栋生总要驻足和他们聊上一会儿，“近来读哪些书？”“家里孩子还好吧？”此时的王栋生神情关切专注，是一位慈爱的长辈。

  谈话间，看到几位来听课的教师骑着电动车从校园穿过，王栋生的脸色倏地变了，“就这么点距离，为什么不能推一下呢？学生可在看着呢！”他毫不留情地说，“这不是附中的教师，我们学校的老师从来不敢在校园里骑车，因为他们是这样要求学生的。要是在这个问题上苟且，就没有底线了。”

  看到一位面色冷峻的老人远远地指着自己，有个骑车的老师赶紧从车上跳下来，低下头推着车快步走开。此时的王栋生，丝毫不讲情面。

  王栋生是一位语文教师，又是一位杂文家。30年教师生涯，他心怀“人的教育”，主张教育要培养人格和情感健全的人；呼吁教师“不跪着教书”，践行着一位独立思考、敢于捍卫教育常识的教师的尊严。课余生活，他矢志创作，文风犀利，千余篇杂文谈笑怒骂，指向教育时弊。

  王栋生，还是吴非

  相比之下，王栋生的笔名吴非，更为世人熟知。他的教育随笔《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中国人的人生观》、《致青年教师》等流传甚广。吴非的读者里，不乏好奇者，费尽心思揣测“吴非”的寓意。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大名鼎鼎的笔名，其由来竟然如同“张三”、“李四”一样稀松平常。

  1968年12月，18岁的王栋生到农村插队，农民的贫困让他目瞪口呆。而文革时期，农民之间的批斗和揭发，人伦亲情的丧失，更让王栋生触目惊心。多年以后，王栋生将自己插队的经历戏称“在早稻田大学留学”，“这段经历，对我的思想刺激很大。一个人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尊严，没有了人格”。

  前途黯淡，生活维艰。1973年，在农村插队整整5年的王栋生遭遇了人生最苦闷的时期。此时，因为偶然的机会，王栋生得以结识剧作家陈白尘。这对年龄相差40多岁的一老一少以书信交往，谈创作，谈近现代史，谈时局……一来二去，竟然成了忘年交。“陈白尘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一是他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他的正直善良。”王栋生说。

  1978年3月，王栋生跨入南京师范大学校门，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那一年，他28岁。他一心想着“要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起书来近于痴狂。

  4年后，王栋生执教南师附中。他自愿选择从初一语文带班，从初中到高中完整地教了一个大循环，为以后的专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底子”。

  “教育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愚弄青少年了！”亲眼见证文革乱象，王栋生对瞒和骗的教育有了深刻的认识，教育要培养人格、情感健全的人的想法，悄悄在他的内心埋下了种子。

  “我总想，中国的教育缺少一种人道精神，我们教育的旗帜上，没有人性的光辉。”1987年，一篇《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的论文，把王栋生推上风口浪尖，当年的批判者认为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没多久，《扬子晚报》副刊的朋友请王栋生帮忙开杂文专栏，“再不写，笔杆子可就冷了。”朋友劝道。“既然写论文也遭祸，索性就写杂文吧。”王栋生试着写了三种长短、风格不一的杂文，分别以“张非”、“李非”、“吴非”作为标记，让编辑挑选。

  编辑们看中标名“吴非”的那篇，专栏隔日开张，王栋生从此又成了“吴非”。苦难岁月刻骨铭心的经历与独立思考的记录，成为王栋生精神的源泉，他开始将饱含着“人、人性、人道精神”的教育思想诉诸笔端。

  开始每周一篇，后来稿约多了，王栋生欲罢不能，二十多年，发表杂文、评论两三千篇，1996年以来，他三次获得“林放杂文奖”。文坛从此多了一个杂文家——吴非。

  纯粹的教师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杂文家，我是语文教师，写作仅仅是我的习惯而已。”令人意外的是，对于杂文家的名衔，王栋生似乎淡然。

  在王栋生眼里，有语文教师这一称呼相伴足矣。“中等的收入，朴素的生活，高尚的追求，这是一名纯粹的教师的境界，也是我所追求的人生。”王栋生说，“前两者可能不难做到，至于后者怕是要盖棺定论了。”说罢，他爽朗一笑。

  作为教师的王栋生，是温和慈爱的。他说：“尊重人，把学生当人，人的教育才有可能实现。”在他的教育词典里，“人”出现的频率很高，对“人”的重视，是他教育思想的精髓。

  他的课堂，学生生病了可以不用补交作业，“生病已经很苦了，最需要休息。高中阶段五百多节语文课，初中阶段六百多节，小学一千多节，耽误几节课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的课堂，学生可以睡觉。“我有这个自信，如果学生上我的课睡着了，肯定是极度疲劳，要不就是病了。”前些年，有个高三学生，第一节课就睡着了，王栋生特意嘱咐别的孩子不要吵醒他：“现在课业压力重，昨天肯定熬夜了。”

  他的课堂，学生迟到了，不用喊“报告”，悄悄坐下就行了。“学生迟到肯定有原因，他们有自己的尊严啊！”

  课上读学生作文，他会先问一句：“我可以读你的作文吗？”“学生年纪小，也要培养他们的权利意识，日记是私人隐秘的世界，有权不让别人看。”

  在王栋生眼里，教育就是一个个这样的细节。

  在餐厅吃饭，看到有的老师倒饭，他非常不安。老师抱怨：“饭菜难吃。”

  “如果学生看见了，你的教育就归零，以后你很难有资格批评学生浪费了。”他说，“校园里面无小事，教育无小事。”

  他也要求自己的学生成为真正的人。有时他会问学生：“那个扫地的清洁工姓什么？”“你在师大附中食堂用餐3年，能不能说出哪位师傅姓什么？”

  “他们为你服务几年了，如果你连一个工人师傅都不认识的话，这就不是真正的附中人了。”他说。

  在王栋生看来，教学的目的在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如果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敢有个人观点，如果学生连校政都不敢评论，把教师、家长的话奉若金科玉律，如果学生对社会灌输给他的任何东西都坚信不疑，会有什么结果？”王栋生曾有激愤之言，“那样，学校只能教出一群精神侏儒，只能培养驯服的、没有思想的奴隶。”

  前些年，附中上下课的信号，一直用旧式电铃。王栋生认为，学生每天几十遍地听这种刺耳的电铃声，对身心健康不利，但是多次建议均无果。他患病大半年，没进教学楼。有一次，他偶然去学校，发现铃声变成了悦耳的乐曲。原来，这是学生李新宇向学校建议的。

  王栋生惊喜地问她：“你是怎么做的？”李新宇说，她决心在毕业之前让学校把信号改过来，前后三次去校长室反映，要求停止使用电铃，改为乐曲。第三次反映不久，学校改变了信号。“这样的学生纯真可爱。”王栋生把心目中对学生的最高评价送给李新宇。

  不过，较起真的王栋生有时也会令人难堪。

  有一名他教过的学生上了大二，写信问候他，字写得很好，可是有三个错别字，还有几句不通，王栋生用红笔改过，把别字圈了，给学生寄了回去。此后许多年，学生没有再联系王栋生。“这件事情，我处理得可能不好,她也可能会埋怨我。但是，我是语文老师啊，看到学生犯错就不能放过”。

  夏天，学生没能及时打扫教室里的盥洗间，污水横溢。王栋生罕见地发火了，严厉地批评学生。“这个时候，如果我保持沉默，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王栋生说。

  有个学生家境贫困，却经常泡网吧，连续四五周不交作业。王栋生批评了他。学生威胁说，我去找校长投诉。王栋生愤怒地说：“你现在就去，我可以让他来教你的语文！”

  “现在就有这样的学生，动辄就搬来关系或是校长来压制教师，怎么和市侩一样？风气太坏！”王栋生说，他可以容忍学生犯错误，但唯独不能容忍他们“告密”、“打小报告”，在他眼里，尊重学生，不是简单地迎合与敷衍，该管教就得管教，这是对学生的前途负责。

  他的理想他的梦

  王栋生的内心，一直有个教育梦：

  “在早晨的阳光中，学生哼着歌向学校走去，有时能停下来看看太阳；他能经常地向教师提出有意思的问题，课堂上经常能有愉快的笑声；中午，他能吃到一份由政府提供的，全国城乡同一标准的营养餐；他能保有自己的爱好，下午4点起，他们在球场上奔跑叫喊，或者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在实验室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晚上，做完作业后，他捧起一本诗集，轻声地读给父母听……”（《致青年教师》）

  有同行看到这段话，颇不以为然：“老王已经‘奔六’了，怎么还像做梦一样？”

  “教育的环境正来自于教育者的理想。一名教师、校长若是没有理想，是很猥琐的。”王栋生说，“上世纪50年代,我上小学时，尽管没有人提供免费午餐，上学时仍很开心，在学校里能做喜欢的事。为什么现在反而做不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