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栋生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南师附中也曾有过一段“好日子”：

  “当年，应试教学还不很盛行，很多学生受家长影响，热爱文学，读书多。讲课联系到一部外国名著，马上会有不少学生说‘看过了’；课间，总会有学生和你交流一部小说的情节。”

  “带南京大学少年班时，冬天早上天没亮，我就爬大门进学校，到宿舍把学生喊起来，跟我一起跑步；第一学期的每个星期天，我都带学生去博物馆、美术馆，见世面；有经典影片，一定找来，组织他们看。”

  ……

  正是在那个年代，王栋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教育原点，“要按照教育常识办事，教育观念正确了，下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基本教育观，包括常常被人提及的“不跪着教书”，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在王栋生的教育词典里，“常识”是又一个高频词。他常常讲“捍卫常识”，就是要尊重教育教学规律，“教育是‘慢’的事业，就跟种树种庄稼一样。不要误了农时，在每个季节做应该做的事情，然后阳光有了，水分有了，怎么可能生长不好呢？”

  “捍卫常识”，从那时起，王栋生没有在这一立场上后退一步。

  他痛陈应试教育之弊和高考之痛，认为某些地方的“高考特种兵学校”，是夸大社会阴暗，借机把“丛林法则”引入校园；他创新实验，在高三阶段组织学生写社科论文，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自然、关注自我；2004年所谓的“南京高考之痛”，他不惧众口嚣嚣，表明立场，他坚持认为，课改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改造中国教育的唯一道路，教育已无路可退；他参与编写苏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前后近十年，耗去了他几乎全部的课余时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他认为付出是值得的……

  然而，回归现实，许多教师眼中仍旧只有高考，很多人拿着新教材照样用老办法教学。作为教科书的编写者，他唯有叹息。尽管平时倡导学生“自由地写”，到了高三，他也不能不考虑学生利益，不得不教学生一些应试技巧，他因此感到遗憾。因为始终反对落后的应试教学，他遭受的攻讦颇为猛烈，对方显示出“群众基础”，而他往往单枪匹马。

  “杨东平先生说过，对目前的应试教育，家长和学校各负一半责任。”王栋生无奈地说，“我看不起高考的水平，但是我的学生得上大学。”

  于是，他经常想：在这个社会，如果教师按照教育常识教学，学生按自己的理想兴趣学习，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是真的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当这个学生走向社会时，是不是就没有幸福了呢？

  王栋生从不认为教师人微言轻，他认为，教师可以和校长平等交流，对学校的决策发表看法，是教师的基本权利。

  有校领导对教师颐指气使，不管教师多忙，总是把老师喊到校长办公室谈事。王栋生告诉校长：你不能对教师这样说话，正因为你是校长，你必须尊重这所学校的每一个人。

  教师节，有个房地产商捐资，给教师颁发“奖教金”。作为获奖者，王栋生不想接受房地产商人的“奖励”，独自走出会场。某报得知后想报道这件事，王栋生却不同意，他说：“获奖的共有8个人，我可以退场，但我得尊重别人的选择，每个人都会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我没有私敌，虽然有人说我难相处。但如果你无视学校荣誉，跟教育常识作对，侮辱学生，我当然不客气，会跟你过不去。”王栋生说，“我早就不在意‘领导关心’和‘群众支持’，一傅众咻，我甚至也不再在意学生的理解——而只在意自己是否有遵循教育常识的勇气。”

  书内书外的人生

  写作，是王栋生的一生挚爱。因为写作，“吴非”享誉基础教育界，网络上，他拥有一大批忠实追随者，但是反对者也大有人在。

  有的教师质疑，“你在名校，你是杂文家、名人，是强势人物，所以你可以自由地去做想做的事。”

  “可是，我从开始到退休，一直就是普通教师，从没有一官半职。”王栋生说，“我能做成一些事，是因为我没有私欲。”

  王栋生对被冠以“坚守”和“刻苦”之类的词常常表示反感：“我讨厌‘刻苦’这个词，我也从不‘刻苦’，因为我做的都是感兴趣的事，说我刻苦，岂不是侮辱我的智商吗？”“这是一项适合我的工作，谈不上‘坚守’。”

  有的教师说，“你是个普通教师，干嘛那么操心。”王栋生回应说，“民间的‘国事管他娘’，教师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的职业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公民；时下教育最缺的就是批判思维，教师一定要独立思考。思考是个人的事情，你是否认同我的价值观，对我来说不重要，我从不要求别人向我学习。”

  写作，让许多未曾谋面的人熟知王栋生和“吴非”。课余时间，他也曾在各地演讲、做报告，和老师们交流。

  2003年秋天，王栋生去云南支教。在为昆明石林县教师做报告时，发现现场有两个女教师，站在会场后面，一边抱着孩子喂奶，一边全神贯注地记着笔记。见此情景，他有点讲不下去了，便捂住了话筒，问校长能不能安排那两位女教师坐下。校长回答说，只要一坐下去，孩子便会哭，不忍心错过讲座，又不好影响其他人，便只好站着听讲座。

  “能得到老师这样的敬重，我无比羞愧，我总是努力把课讲好。尽管我的智慧和知识是有限的，但我总觉得自己的工作条件比其他人要好，有什么理由不多做一些呢。”王栋生说。

  记者与王栋生谈话间，一位外省特级教师发来一条短信，“我正在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76岁的饶杰腾教授，正在谈您的《不跪着教书》。”“我和那位老先生心仪已久，却素未谋面，我身体不好，没有精力去参加那样的大会。”王栋生略显遗憾地说。但对他来说，能够因为教育主张相通而结识“同道中人”，绝对是件快意的事。

  岁月会验证一切

  在王栋生30年的教育生涯中，2010年1月6日，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早晨6点钟，王栋生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发现左眼看不见了。“或许是视网膜脱落吧？上完课再去医院也不迟。”他没有太过在意，又像往常一样，上了早读课和第一节课。

  “我现在要去医院，我的左眼看不见了，可能要治疗一段时间。学校会有安排的，你们要听代课老师的话。”下了课，他平静地对学生说。

  到了医院，已经9点半了。“你永远看不见了。”医生看了看他的眼睛，略显责备地说，“理论上讲，视网膜动脉栓塞的最佳抢救时间只有90分钟。你这个老师，一大早就发现问题了，怎么还跑去上课呢？”

  “我是个老师啊，怎么能把五十多个学生扔在教室不管呢。再说，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当时我只以为是视网膜问题。”王栋生说。

  静脉输液28天，眼部注射44天，服用中药100天，针灸10个月……无济于事。

  “一个老师这样离开课堂，是很糟糕的。”王栋生心有不甘地说。治疗的过程漫长而又煎熬。南师附中校长陈履伟问王栋生，是否愿意再给学生上一轮“短篇小说选读”。“同学们想见到你，希望听到你的声音。”陈履伟说。

  王栋生欣然同意。

  病后第一次上课是10月16日，凌晨4点，王栋生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一节课是7点50分开始，课件是提前几天就做好了的，但他用残损的眼睛又仔细看了几遍，再把自己打理得整整齐齐。7点40分，王栋生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

  下课了，学生热烈鼓掌。“我又能上课了！”回到家里面，王栋生打电话向老朋友们报告。老友钱理群教授说：“我知道你能回到课堂，你肯定行！”好多老友、同行纷纷来信祝贺，那一刻，王栋生觉得很幸福。

  61岁了，学校提出续骋。王栋生没有答应，他觉得会给学校、同事添麻烦，“作为语文老师，我现在字写不好了，看作业也困难了”。

  学校还想请王栋生当“督导”，他坚辞不就。“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青年教师的课上得已经很好了，应当让他们自由地成长。”他说，“当然，如果他们有新的教学设计，请我观摩，我是很乐意的。听了他们的课，凭什么非得‘指导’一通呢。”

  退休后的王栋生，生活变得有规律。他仍住在学校的宿舍，每天下午，他会到附近的公园散步，到学校传达室取邮件。

  离开了讲台，王栋生并不感到寂寞。在住了25年的旧屋里，他每天要阅读三万多字，还要写两三千字，“每天想的还是教育教学，”王栋生说，“一旦停止了思考，生活就没意思了。”

  学校来了新生，提出想听听王老师讲校史，讲作文，他总是尽可能地满足学生。学生们很喜欢同王栋生聊天，因为没有距离感，“听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回忆他的18岁，想想就很有趣。”

  偶尔到校园里，碰到打招呼的学生，王栋生也会停下来致意，“不要怕困难，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实在不行就来找我。”一天下午，一位内心苦闷的学生找到王栋生，两人一谈就是三个多小时，“谢谢老师，今天的话，能撑着我走好长时间一段路了。”学生说，王栋生听了感到满足。

  “幸好没有大错。”回顾半生从教经历，王栋生如是说，“今天的工作，同事评价高，家长说你好，学生喜欢你，都未必是准确的评价。我总是在想，今天的教育会给几十年后的社会留下什么？岁月自会验证一切。”

  王栋生语录

   ●我只觉得自己是个离不开土地的农夫，正在自己的地上播撒种子，我虔诚而恭敬，因为每一粒种子都会成为一个世界。

  ●我们基础教育中最缺少的，是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的教育。教育如果不能培养为未来社会服务的人，就不是真正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