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琮 于漪 李振华 李元昌 窦桂梅 潘建伟

    新中国教育70年的发展，广大教师为之倾注了无数心血和汗水。一代代教师，他们的身上有着不同时代的印记。相同的是，他们初心如一，默默奉献、潜心育人，与共和国共成长。本报寻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年代的6位优秀教师代表，请他们讲述自己当年在教师岗位上的专业成长故事。——编者

    中科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余国琮：

    破解新中国重水生产难题

    1943年，我从西南联大化工系毕业，不久后赴美留学，1947年获得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48年，26岁的我开始担任助理教授，一边授课，一边从事化工热力学及蒸馏理论研究。

    1950年8月，几经辗转我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继续教学科研工作。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放弃美国那么好的工作生活条件选择回国，其实想法很简单，“回来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

    回国后，我应邀到唐山工学院组建化工系。高校院系调整时期，我被安排到天津大学化工系工作。1955年，国家科研事业如旭日东升，我们当时瞄准我国核工业重水分离科学难题进行攻关。那时，我国的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就是重水反应堆，重水是核工业发展必需的重要战略物资。以前，我国所有重水都是进口，后来由于国际关系突变，供给中断，反应堆也面临停止运转的危险，开发自主的重水生产技术成为当时的国家重大急需。在天然水中，重水的含量只有大概万分之一点五。如何将其提纯到99.9%，并实现工业化生产，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当时条件很艰苦，国内对重水分离的研究还是空白，国外的研究报道极少，一切完全靠自己动手探索。我每天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实验室。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到天津大学视察，看了我们的实验室。总理的一句话让我们始终牢记，他说：“无论如何要争一口气，不能让外国人卡脖子。”

    为了“争一口气”，我们夜以继日地攻关，搭实验装置，提出采用多个精馏塔级联等多种新方法替代传统的精馏方式。为了解决连续性高质量生产重水问题，我们从理论研究做起，研究重水浓缩过程动态特性，从实验数据到理论模型做了无数次实验，最终取得突破，填补了该领域理论研究的空白。

    后来经过小试和中试，1965年，我国自主研发的重水生产工业技术诞生，成功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重水，解了国家燃眉之急。到上世纪70年代，我国生产的重水完全实现自给，还成为重要的重水出口国。

    光搞科研，没有熟悉重水生产技术的人才也不行。天津大学就承担了培养重水生产技术人才的任务，当时从相近专业抽调学生，由我专门给他们授课。没有教科书，我就自己编讲义，带着他们做实验。我们那班的学生，后来都成长为我国重水生产的技术专家。

    我今年97岁了。我很高兴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本报记者 陈欣然 通讯员 赵习钧 采访整理）

    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于漪：

    不断寻求教育生命突破点

    “要注意启发引导，放手让学生实践，不能迷信自己的讲解，独占课堂教学时间。”我在一篇题为《把语文课上得实惠一些，朴实一些》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文章完成于1965年，当时我36岁。

    关于教师专业成长，我认为教师在教育生命的成长中，要不断寻求突破点，投入教育改革之中，融入时代发展的洪流中。

    在我刚踏上教师岗位的时候，老师教学生听、单向传授式的“满堂灌”教学还非常普遍。我发现自己的课堂上存在同样问题，用一个学生的话说，“老师的课很好听，老师讲得很好，就是我们自己讲不来、读不来”。

    我有针对性地改变这种不讲实效的形式主义做法，让学生课前有所准备，讲课中给他们更多练习的机会，特别是赶在学生之前先背、先练，做到心中有数，从而向学生提供更加具体的指导，增强授课效果。从学生的需求出发进行练习，学生的主动性能得到调动，逐渐树立起信心。

    我也是被“满堂灌”的教学方法给“灌”出来的，但教师不能代替学生学习。这就要在教学中不断反思，改进教学方法，融入教育改革大潮中。

    大家都知道，我把“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当作毕生追求。一辈子学做教师有两根支柱，勤于学习和勇于实践，两者的聚焦点就是不断反思。

    当初走上讲堂，我曾面临口头语言表达能力欠缺的困境。怎么办？我想到用一种“笨办法”，把上课的每句话写在纸上、背诵下来，再加以口语化。每天上班走一刻钟才到车站，这段时间我的脑子里就像过电影，考虑怎么教学生吸收、怎么让学生进入兴奋状态，教完再写教后记。这样，我力求出口成章，增强课堂感染力。

    当今很多教师学历水平高，硕士很常见，博士也日渐增多。我常跟青年教师们说，学历水平不等于岗位水平，在校园里学到的是一门一门的课，是纵向的，而基础教育要求有较强的综合能力。这就需要青年教师在岗位上多锻炼，并接受继续教育，把课上得学生愿意听。

    我认为，专业成长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写作，把教学实践中遇到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下来，在写作中看到工作中的利弊得失，使教学思路变得条理化，进而提炼思想。教学中没有经验也有教训，教师需要有一支灵动的笔，不断锤炼自己的思想，把生命中最好的能量调动起来，去感染学生、改进工作，实现个人的专业成长。（本报记者 董少校 采访整理）

    山东省沂源县实验中学原校长李振华：

    自制“土教具” 教好“后进生”

    1953年，当时只有17岁的我，响应“知识青年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毅然告别故乡南京，走出南京师大校园，来到沂蒙革命老区的山东省沂源县支教。当时已经停课半年多的农村学校，因为我这个“城里人”的到来，又来了38名学生，重新开学。

    从踏上村小讲台的第一天起，看着学生们充满渴望的眼神，看着村里连个会记工分的人都没有时，我的心被刺痛了。“宁可一辈子留在沂蒙山，也要让孩子们有学上！”我暗下决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沂源办学条件落后。没有教具怎么办？为上好地理课，我借回南京探亲之际，专门从商店买来篮球，取出球胆打满气，做成一个纸壳地球仪胚。经过十几道复杂的“工序”，一个神奇的“地球仪”就诞生了，让连村子都没出过的孩子们大开了眼界。

    后来，我又陆续制作了算盘等28种“土教具”，还让父母从南京寄了一台收音机，和学生一起学习。国家恢复高考后，我的许多学生榜上有名。当时，临沂地区先后两次召开现场会，推广我的教学和管理经验。

    1982年秋，组织安排我到县城薄弱学校城关二中（后改名为沂源县实验中学）担任校长。这所学校当时只招了两个班108名学生，平均入学成绩只有28.5分，26人的数学考了零分。

    “手心手背都是肉。”在我看来，转化一名后进生，与培养一名优秀生同样重要。一开学，我就住进学生宿舍，与这些被另眼相看的孩子朝夕相处。在教学中，我和老师们采取“小目标分层推进法”，激励学生通过一点点进步，一步步靠近优秀。一张张朴素的奖状，让这些经常遭受“白眼”的孩子感受到了老师的关爱和尊重，化作学习的信心和动力。3年后，“一百单八将”的平均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后来人民日报专门刊登了我们学校转变“后进生”的经验，还配发了评论《校长是关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66年来，我个人累计捐款122万元，资助贫困学生2200余名。我已深深地扎根这沂蒙革命老区，深深地融入这美好的蒙山沂水，永远和沂蒙老区人民在一起。（本报记者 魏海政 特约通讯员 尚峰 采访整理）

    全国优秀教师李元昌：

    行走在农村语文教改前沿

    “为什么当年在农村学校搞语文教学改革？其实就是为了心中的那个梦！”初中时，我读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立刻就被吸引住了。我时常想：“什么时候家乡的人能像桃花源里的人那样过上富裕安乐、友善和睦的日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