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大学毕业后自愿返回家乡任教。1985年，我在陶行知思想影响下，在一所村办中学——吉林省榆树市秀水二中进行了连续4轮长达13年的“农村语文教学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教学改革实验。

    我认识到，学生素质提高了，农村社会建设才有希望。学生要学会学习，离开学校能实现自我发展。

    广袤的农村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大课堂。在课堂上学了新闻知识，我鼓励学生们到社会上搜集素材，向报社、电台投稿。学生掌握了应用文写法，我动员他们用语文知识为家乡人民服务，帮助乡亲拟合同、写书信。当地遭受自然灾害了，我领着学生去察看灾情，并以此内容写作文，增强学生忧患意识，思考将来如何建设家乡。每逢寒暑假，我们开展“家乡建设小参谋”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以小主人的眼光为家乡建设出力，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要形成一种重要的能力——学以致用；教师要致力培养学生的一种精神，那就是科学探索的创造精神。农村语文教学更要大气，不仅要关注语文，也要关注其他学科。我尝试用语文为其他学科的学用结合架起桥梁，比如，学生在植物课中学到了细胞液渗透现象，我让学生结合他们的生产实践作文“化肥上多了为什么会烧苗”，学生在作文中不仅科学解释了烧苗原因，还推出合理施肥的方法。

    当时，也有人说我这样教语文有点“不务正业”。我坚持认为，这是语文教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事实证明，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把知识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培养了应用能力、科学探索精神。

    就这样，为了心中的那个梦，我一直行走在农村语文教改的前沿。农村学校必须摘下升学教育的“近视镜”，换上素质教育的高倍“望远镜”，从人的生存、发展，从学生对社会作用的大视野来思考改进教学。（本报记者 赵准胜 采访整理）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

    从“三个超越”到主题教学

    1967年，我出生于吉林省蛟河县黄松甸乡前河村，19岁中师毕业留校做行政工作。也许是受父亲当过教师的影响，我的内心始终有一个梦想——当一名好老师。

    分配过程一波三折。直到1986年10月26日，我到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报到，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由于分配太晚，我被安排在教务处做了一年干事，随后教过语文、音乐、数学、美术、思想品德等学科。这样一干就是5年。1991年冬天，我开始正式担任班主任并教语文课，喜悦与紧迫感并存：我一定要把失去的语文教学时间抢回来，努力成为一名语文特级教师！

    不满足于仅仅按教学参考书组织教学，我利用一切时间努力学习，大量阅读。几年下来，我记下了2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50多万字的文摘卡片，听了校内外1000多节课，写下了10余万字的教后记。在我看来，向书本学，靠的是“勤劲儿”；向实践学，靠的是“恒劲儿”；向名师学，靠的是“赖劲儿”。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教育发展轨道应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这一重要理念让我更加坚定了对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进行改革创新的想法。

    1994年到2000年，我守住一个78名学生的班级，从一年级一直教到六年级，立足语文学科，边教学边探索。植根于小学全年级教学实践，我首次提出了语文教改的“三个超越”，即学好教材，超越教材；立足课堂，超越课堂；尊重教师，超越教师。从那时起，我开始用“语文教学要着眼于人的发展”的理念进行教学改革。

    我努力引导孩子亲近母语，让国学经典和当代儿童作品两座灯塔照耀学生前行的路；努力将语文引向自然、社会、生活，带领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参加社会团体活动，拓展生活领域和视野，启迪悟性、培养灵性、开发潜力。

    我深深感受到，实现“三个超越”，就是师生超越自我能力、知识、智慧的界限，从而实现自我创造、为人生奠基的过程。

    1997年，我成为吉林市最年轻的特级教师。1999年，我进一步提出语文教学的“三个超越”应该实现自我超越，走向新的“高地”——主题教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到革命精神的塑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我积极呼吁培养有根的中国人，努力实现语文立人的目标。

    无问西东，只问初心。时至今日，我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的工作岗位上，带领教师研究探索从主题教学走向“成志教育”主题教育，探索立德树人在小学的落地，为党和国家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倾情奉献自己的智慧与汗水。（本报记者 余闯 采访整理）

    中科院院士、中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

    做好量子信息这盘“菜”

    1987年夏，我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到了大三，我第一次接触到量子力学，微观世界的种种神秘现象使我对量子产生了极大兴趣，也确立了探究量子世界奥秘的奋斗目标。

    1996年，我从中科大理论物理专业硕士毕业后，留学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师从量子实验研究著名学者安东·塞林格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正是量子信息这门新兴科学开始蓬勃发展的年月。我很快了解到，这门科学可以在确保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技术的瓶颈，将带来极大应用价值并具有重大科学意义。

    在努力学习、掌握量子实验技术的同时，我将目光投向了国内，迫不及待希望祖国能很快跟上这个新兴科技领域发展步伐，在信息技术领域抓住这次赶超发达国家并掌握主动权的机会。从1998年开始，我每年都利用假期回到中科大讲学，为我国在量子信息领域发展提出建议，并带动一批研究人员进入该领域。2001年，我入选“中科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并获得了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支持，在中科大组建了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以一批年轻教师和学生为班底，朝气蓬勃。短短几年，我们就产生了一系列量子信息领域重要成果，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做好量子信息这盘“菜”，我们将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一一送出国门，分布到德国、英国、美国、瑞士、奥地利等量子信息研究顶尖国际小组加以锻炼。这些特意“放飞”国外多年的年轻人后来都纷纷回归，形成了一支优势互补、创新能力强的团队。

    经过10余年努力，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研究平台，取得了多项国际领先原创性成果，为我国在国际量子科技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尽了一份力量。特别是由于我国在量子通信方面的技术积累已比较充分，中科院迅速启动了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先导专项，为我国实现量子通信的国际引领占据了先机。而当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预定科学实验任务成功完成后，众多西方国家主动请求加入我国的量子卫星项目中开展合作研究。

    回首以往，我们应该感谢祖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有机会尽情挥洒青春的激情和梦想，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深刻地体会到，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科技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完善，我国科技事业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我们科技工作者正处在一个不断实现和超越梦想的光荣时代。（本报记者 方梦宇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