陡红小学新貌。（资料图片） 上世纪80年代的陡红小学。戴兴堂 摄 陡红小学六年级（1）班学生在上科学课。 戴龙飞 摄

本期关注

农村教育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会泽县陡红村陡红小学开始了自己的进化史。从主要靠族人出资，到全体村民自筹资金，再到政府全面出资，陡红小学也从蜗居祠堂，慢慢蜕变为一所拥有数栋楼房、操场、教学设备齐全的现代化标准学校。

    “克绳祖武”、挣工分、勤工俭学、募捐集资、扫盲、两免一补、营养改善计划、“985”……70年里，陡红小学与共和国一起成长，陡红小学身上的每个历史名词，都是共和国教育发展宏大历史的投射。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从陡红小学的“三级跳”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新中国教育发展的生动实践和蓬勃脉动。

    1946年，云南省会泽县陡红村老支书杨安甫当时7岁，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雨碌中心国立学校”就在家门口，上学只需步行几分钟。每天，杨安甫先要过一道校门，再进一道挂着“克绳祖武”牌匾的拱门，才能到达学堂。

    “当时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也学点儿算术。1949年解放后，有了历史、地理、语文，还有音乐。”谈起往事，今年80岁的杨安甫有点儿激动，甚至还哼起了《黄河大合唱》的旋律。

    70多年过去了，杨安甫看着陡红小学一步步从一间祠堂变成如今拥有一栋3层教学楼，一栋3层教师宿舍楼，一栋两层食堂，篮球场、厕所完备，计算机室、科学教室、音乐教室等六大功能室齐全的学校。而且，孩子们每天可以吃上有肉有菜的营养餐，不用花一分钱。

    从祠堂里生长出来的学校

    说起戴姓祠堂，退休教师戴普润打开了话匣子。他在陡红村出生，在陡红小学完成了小学学业，毕业后又回到了陡红小学担任教师、校长长达31年。

    “陡红村几乎全部是我们戴姓族人。戴姓族人很有眼光，为了给家族培养更多的读书人，1912年家族出资聘请了宣威西泽人王永吉，在家族的祠堂中开办学堂，学生主要是戴家子孙。”戴普润说。

    1954年，戴普润7岁，到了上学的年纪，就直接来到了“自家学堂”读书。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政府面对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不可能投入大量资金兴办农村教育，只能强调‘农民的教育自己办’，戴姓族人依然是陡红小学的主要出资人。”戴普润说。

    戴姓出资修葺了祠堂学校，“是全村最好的建筑”。当时戴东印是乡长、戴秉强是先生、戴秉贤是老师，一个由地方长者、乡绅组成的股东会负责整个学校的运行，戴家拿出一部分公地地租，用来延请教师、修葺房屋、添置学习用品等。

    至今，戴普润仍清晰地记得拱门上挂着的“克绳祖武”的匾额。

    “克是攻克、绳是束缚，匾额记载的是戴氏族人攻克匪患的功绩。而把学校建在祠堂，也是表示对祖宗的敬意，对教育的重视。”戴普润说，小时候读书是很庄重严肃的事，“每次先生要求我们背书的时候，我们都要先在孔子排位前作个揖，然后再开始背”。

    解放初期，师资困难，陡红小学4个年级80多名学生只有一位教师赵国义，但是赵国义却是后来的会泽县副县长、林业局局长、邮政局局长等“一大批优秀的人”的启蒙老师，这其中还包括上世纪80年代陡红小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戴普焱。

    到上世纪60年代，陡红小学规模扩大到100多人，把周围3个村子的学生都收来了，教师更加紧缺。

    1961年，戴普润因成绩优异，品学兼优，被推荐到了者海镇东四中上初一。没过多久，他的老师赵国义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回陡红小学任教。

    “那时候我只有15岁，家里穷，早点儿工作可以补贴家用，我就答应了。”戴普润说，“语文数学全兜底，我们3个老师上4个年级的课，一天挣10个工分，相当于一个成年劳动力了。”

    戴普润仅在陡红小学当了一年老师就被调到了盐滩小学，但是这一年他却教出了一个“好学生”，这个学生就是陡红小学发展史上的另一个关键人物、陡红村资历最老的支书戴兴山。

    1960年到1966年，戴兴山在陡红读小学，用的是毛笔、草纸，坐的是石凳石桌，一张石桌后面4个学生，“条件很艰苦”。毕业后，戴兴山外出当兵，直到1980年才又回到了陡红。

    “十几年过去了，学校建筑变化不大，学生增加到了300多名，学校空间明显不够，而且建筑老化严重。”在戴兴山眼中，陡红小学该变一变了。

    与戴兴山有同样看法的还有戴普焱。1955年从陡红小学毕业后，戴普焱一路念到了东川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邻镇者海当教师，1978年调回陡红小学担任校长。

    再次回到母校，戴普焱用“大吃一惊”来形容——戴家的老祠堂，到处是塌梁断柱，倒塌的墙壁，甚至要用树枝来堵。

    “万一倒塌怎么办？老师和学生的安全谁来保障？”在戴普焱看来，陡红小学也该变一变了。

    然而，“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乡村一片萧条。“得找钱。”戴普焱想。

    不久，机会来了。县教育局召开年度教区负责人会议，戴普焱参加，“听报告、小组谈论结束后，我大着胆子把陡红的情况如实说了，当时会场一片寂静”。

    戴普焱感到肩膀被人从后面敲了一下，他回头一看，是自己在东川师范学校的班主任杨能，当时正任会泽县教育局局长。杨能告诉他：“晚上你来我家一趟。”

    怀着忐忑的心情，戴普焱晚上来到了杨能家。

    “你今天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是不是事实？”杨能问。

    “我在您手下读了3年书，不会说谎。”戴普焱说。

    “好嘛，我给你拨6000元钱，把陡红小学修好。”杨能说。

    但戴普焱还有自己的想法。“按照教育局的意思是修修补补，但是陡红小学已经300多名学生，现有规模已经无法承接这么多人，而且祠堂已经用了几十年，没有修的价值了，应该推倒重建。”戴普焱没有直接表达他的意思，而是保证回去完成任务。

    回到陡红小学，戴普焱跟教育组长表达了他的想法。“6000元想建一个新学校？而且你拆了戴家的祠堂，族人会允许吗？”教育组长反问。

    戴普焱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叔伯兄弟们的想法，“这是拆自己家的祠堂，宗亲反对声很大，但是我是校长，要对师生生命安全负责，而且办好教育也是为了戴家的未来。”在宗亲的一片反对声中，戴普焱还是开工了。

    拆掉祠堂，重建学堂

    顶着重重压力，陡红小学重建工程在1982年底开工了。推倒祠堂，一切重来！戴普焱干劲很足，教师和乡亲们也很支持。

    当时，《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的发布，也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各地农村纷纷自发集资、募捐，多渠道筹集资金，兴办教育。

    仅仅一年，一栋两层10间屋子的土木结构小楼就建了起来，总造价1.5万元，除了县里给的6000元，剩下的全部为自筹。

    “事实上，当时是缺钱、缺料、缺人手。”用戴普焱的话来说，重建学校是“凑毛擀毡，越擀越宽”。

    缺钱，村民们5元、10元地凑；缺料，老百姓有木料的捐柱子、椽子，有砖瓦的捐砖瓦；缺人手，17名教师全部上阵，扛木料，搬砖瓦，“肩膀都压坏了”……

    房子盖起来没几年，戴普焱就调走了，接任校长的是戴普润。

    “1988年我又回到了陡红小学，两层土木结构的房子已经建成了，当时陡红小学是我待过的学校中条件最好的，不过仍有遗憾。”戴普润所说的遗憾是学校没有厕所、操场等配套设施，条件依然艰苦。

    戴普润找到了他的学生，时任陡红村支书戴兴山，希望他能动员村民集资把厕所、操场等修齐全。

    “当时陡红村经费仍然十分紧张。”戴兴山回忆，但是戴普润认为，“经费再紧张，为教育花点儿钱是值得的。”

    戴普润说服了戴兴山。戴兴山带着大队成员挨家挨户集资，最后筹集了9000元，为学校修了厕所，平了操场，建了篮球场，添置了简易课桌椅……

    回忆过去，戴兴山觉得特别不容易。

    “当时的国家政策，教育是分级管理，中学属于县级，小学属于乡级管理。修建学校主要靠村民集资，陡红村除了募捐的，每人集资5元，大队干部天天下去向老百姓集资。”戴兴山说。

    为了解决经费困难，198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将教育附加费细化到乡级人民政府，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的筹措细化到乡和村，增加了将学校勤工俭学收入部分应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