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兔校园丛中跑，半夜耳闻狼嚎声。即便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在打出西安交大校名的1959年，学校已建成实验室和正在筹建中的各类实验室共45个，其中属于尖端专业的实验室18个，与全国160多个工厂建立了密切联系，有25个专业招收研究生，已在全国25个省份招收本科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

    “如果说作为高校院系调整的序曲，交大西迁只是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初步定调，那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对高等教育的调整则是要求‘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相配合’。”吴霓认为，作为我国当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交大西迁契合了与国家部署的新工业基地相结合的国家发展战略，印证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在国家宏观调控下逐步与各地区的经济、工业等方面深度融合的路径，确立了高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要功能。

    笃定中的求索

    3000，16000，40000，范祖德记忆深刻的这三个数字，分别是解放前交大的在校生数、分设两地时交大两部分的在校生数和如今仅上海交大的在校生数。

    “我国能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教育发展走在了前头。现在上海交大40000名在校生中，2/3是硕士生、博士生，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不敢想的，当年交大只有一个电信研究所，10多名硕士研究生。当时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甚至低于印度等国家。”范祖德始终相信，伴随着时代的演进，高等教育必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肩负其不同的历史使命。

    在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分别于东南沿海和西北热土两地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的春风强劲席卷华夏大地。在市场经济驱动中，伴随对知识和科技的高度依赖和渴求，高校也在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功能和定位。

    1985年，羊城晚报记者刘婉玲的一篇《从“星期六工程师”引出的》报道，让利用周末下乡镇企业“走穴”的工程师群体被首次被定义。

    不仅在广东，当时在上海，每到星期六傍晚，在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或轮船码头，不时能看到一些身穿洗得有些发白的蓝卡其布中山装、风纪扣整整齐齐、拎着人造革公文包的中年人行色匆匆。星期日傍晚，同样在这些地点，他们又行色匆匆地赶回上海。次日，他们则依旧出现在大专院校、研究所、国有企业的工作岗位上。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风起云涌一度让技术短缺成为制约发展的硬核因素。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科技人才拥有量和科技成果拥有量均领先全国。利用业余时间到企业进行技术攻关并收取酬劳，便成为当年巨大市场需求下催生的一种“顺势而为”。

    于是，在这种做法是否合法、是否合规的争议声中，1988年，在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支持下，一则“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成立”的百来字消息登上了《解放日报》头版，从“偷偷摸摸”到“堂堂正正”，冰冻的河床在春寒料峭中开始激流暗涌。

    如今回过头来审视那段过往，吴霓更愿意将“星工联”或“周末工程师”视为现代社会和高校需要的专业人才流动途径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之一。“当前，随着市场经济更加成熟，人员流动已成常态，但其使命并未因此结束。科学技术只有通过转化才能够真正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而专业人才的培养与流动以及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经济建设是高等教育功能发挥的重要内容。”吴霓说。

    在高校已然成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生力军的今天，我们可以轻易列举出高校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以上的项目、30%以上的国家“863计划”项目。而在计划经济时期，教育与科研则呈现脱节状态。当年，“星工联”的成立似乎是一次破冰，曾经，上海科技人才是“春色满园门不开”，可“星工联”偏要它“一枝红杏出墙来”。

    同样“春色满园关不住”的，还有当时仍是“稀有物种”的高校毕业生的满腔报国热情。

    1982年，恢复高考后的1977、1978级两届学生先后毕业，为当时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生力量。上海交大校史档案馆的记录显示，1982年上海交大为社会输送的毕业生中，近三分之一被直接分配到郊县和边区。他们告别城市，钻进大山，来到祖国中西部，用青春、汗水和成长，铸就着祖国面貌的翻天覆地。

    在西安，西咸新区，西安交大也经历着“二次西迁”。学校再次向西挺进，高教改革的交大样板、新型城镇化的西咸示范、国际科研教学高地和世界创新创业平台——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将拔地而起，以汇聚更大范围的高层次人才，打造动力强劲的西部发展新引擎。在“开放、共享”的基本形态下，创新港将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大交叉、大融合”的“大平台”为基础，从适应并引领科技变革的需求出发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个占地面积约50多亩的科创集聚区上海交通大学张江科学园正在崛起。科学园按照“三个科学中心、两个创新平台”的新布局进行规划，建成后，将助力张江科学城汇聚世界一流科学家，大幅推动我国在物理、材料、生物、医药和网络等多个交叉学科前沿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研究突破，促进上海相关高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交通者，天地交而万物通之意也。面向数字化、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海洋开发、生命科学、经济金融等前沿学科，交通大学在投入“一带一路”、为实现中国梦培养高端人才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顶天”，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立地”，就是要扎根本地，面向全国，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过去已是今天的历史，今天也注定成为明天的历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曲折求索，我国高等教育有了明确的，并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实施“顶天立地”发展战略，既展现了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责任担当，同时也是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有效途径。在历史与未来的链接中，中国高等教育仍前路漫漫、使命在肩。

    ■链接

    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1952年秋，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北京“八大学院”等，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进行全盘调整，全国理、工科教授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之前已经存在的综合性大学均有大规模调整。此举是为了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英美高等教育体系，为新中国确立对高校的实际领导扫清道路。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二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后来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正式提出了交大西迁任务。

    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在1957年发生迁校争论后，周恩来提出了一校分设两地的意见，后来经过讨论，决定大部分迁西安，新兴专业设在西安，交大的西安部分朝理工大学的方向发展，小部分设在上海，其中有老的机电底子，也有内地无法发展的造船、运输起重等专业学科。

    1957年7月30日，高教部向国务院提交两校分设报告得到批准。9月，任命彭康为西安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任命司法部副部长谢邦治为上海交大同一职务。10月1日，在西安国庆节大游行中第一次打出了西安交大校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