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季，由人教社改编或修订的中小学教材在全国正式使用。这是第一套人教版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资料图片 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董镇中心完小学生正在使用统编语文教材。本报记者 王家源 摄

    本期关注 从教科书变迁看教育发展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很多孩子接触到的第一本书就是课本。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是教科书独特的魅力。作为学校教育最主要的知识载体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浓缩，70年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之路见证着教材建设和教育改革的足迹。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每年开学季，这首熟悉的古诗就会在教室中响起。自从上世纪50年代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正是吟诵着《咏鹅》走过了童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中语室副主任朱于国说，《咏鹅》编入的“秘密”在于，它所透出的审美特质是孩童式的，正因为它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理，几十年来，语文课本都将其作为打头的古诗编入。

    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是教科书独特的魅力。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很多孩子接触到的第一本书就是课本。

    而在不断探求学科规律的同时，“发展创新”成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教科书的另一个核心关键词。拿德育科目来说，从“政治”“思想品德”到“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再到今天的“道德与法治”，改变的不仅是名称，更是教材背后反映的观念和时代。

    人教社图书馆书库开辟了一个单独的区域，专门存放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是清末民国以来的教科书。作为学校教育最主要的知识载体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浓缩，它们见证着教材建设和教育改革的足迹。

    新中国有了全国通用教材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语文教育界展开了一场著名的“文道之争”。

    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语文教学应该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还是以语言训练为主，还是“文”“道”并重。

    其实，这场讨论的爆发蓄势已久，此前，语言、文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已经争论了近十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摆在共和国教育面前的第一道问题就是没有统一的教科书。1950年12月，为了统一编写出版新教材，出版总署、教育部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社名，人教社从此承担起了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历史重任。

    在文化干部奇缺的年代，人教社逐渐汇集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专家、教师、学者，参与教科书编写。他们以老解放区的教材为基础，迅速编写了新中国的第一套通用教材，于1951年秋季陆续供应。之后在1956年，又根据新中国第一部教学大纲编写出了一套全新的教材，即人教版第二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语文教学的质量仍有待提升，当时，一种意见认为，主要是对语文学科的教育目的认识不清，把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混合在一起，使得两者都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此后几年，中学语文界开始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研究和准备。

    195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决定在全国中学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一场具有开创性的改革拉开序幕。决策层之高，酝酿时间之久，编写准备之充分，指导思想与编排之新颖，均前所未有。

    这套教材受到了师生广泛欢迎。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原主任、语文教育专家庄文中当时正在上高中，他翻开文学第一册的课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映入眼帘，那种新鲜感跨越了几十年，至今仍历历在目。

    然而，分科教学的实验随着反右派斗争、大跃进的开展戛然而止，匆忙编出的“应急”语文课本再次选入大量政治时文，片面强调语文教育的政治性功能，这成为“文道之争”的主要背景。

    经过“文道之争”这场大讨论，语文界基本统一了认识，承认语文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学生运用语文的能力，语文学科的工具属性得到认同。此后，除“文革”期间造成的摇摆外，语文的“文”与“道”不再是主次之争，而是如何在教学中统一。

    这场大讨论为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人教版第四套教材的出台指明了方向。大纲开宗明义，首次明确了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项工作的基本工具。强调重视语文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训练，并搭建了阅读、写作、文学、语言等语文教学内容的框架。“这完成了对语文学科认识的第一次跨越。”庄文中说。

    梳理语文学科的发展脉络，从“文道之争”，到“工具性”占上风，到上世纪90代改变语文纯工具性理念，赋予语文的文化内涵，到新世纪提出语文的“人文性”，再到如今中小学语文教材由国家统一编写、审查、使用……不同时代，语文教材以其显性变化，彰显出其蕴含的对语文学科及其育人功能的再认识和不断深化。

    而随着时代发展、教科书和学科自身的发展进步、教育理念和育人目标的深化，像语文一样，其他学科同样实现了跨越性发展。这种变化，成为70年来教科书始终与时代同行的缩影。

    中小学教材越来越科学化体系化

    1977年，中国教育事业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春天。复出伊始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这年冬天，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迎来了570万从工厂、农村、部队赶来的考生。

    高考恢复了，然而却没有合适的教材。

    万千头绪中，邓小平敏锐地把目光放在了课程教材建设上，多次疾呼加强教材建设。在1977年8月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最后一天，邓小平提出，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1977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召开，几百位专家齐聚北京，编写“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套全国通用教材。随后，人教社逐步恢复到“文革”之前的规模。

    1977年夏天，像其他被调来编写教材的教师以及从全国各地调回人教社的老编辑一样，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英语教师刘道义赶来人教社报到，从此与教材编写和教学改革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由于时间紧迫，英语编写组借调的14位教师夜以继日地工作。两三人一屋，一人一张桌子一张床，个个全力以赴，似乎想把被压抑了多年的能量一下子喷发出来。”刘道义回忆说。

    这套崭新的各学科教材于1978年秋季发放到了中小学新生手中，对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学数学课本中首次出现了“微积分”，并参考了当时国外教科书编辑的一些先进经验。但由于对“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育现状估计不足，这套教材普遍存在深、难、重问题，也造成了此后十几年不断压缩、精简教学内容，降低、限制教学要求的情况。

    1985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首次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迈出新的步伐，新的课程计划、教学大纲随之颁布，催生着酝酿已久的九年义务教育教科书的诞生。

    人教社在这个时期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不断承担国家和教育部的重点课题，加强教材编写的学术性和科学性。新编的义务教育教材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力图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安排教材结构，循序渐进地学习。在强调基础知识的同时，也充分关注学生各方面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并出现了教师教学用书、自读课本、录音带、幻灯片等立体化配套教学资源。

    “经过时间检验，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并不多，选出真正文质兼美的作品不容易。”庄文中说，在为上世纪90年代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文时，他浏览了大量诗歌选本，抱着实验的态度，将舒婷的爱情诗《致橡树》选入其中。

    未承想，这首富有时代气息的朦胧诗大受欢迎，引起了热烈讨论。这也促使教材编辑们进一步思考教材内容的经典性和时代性的兼顾。

    外语教材编写也在不断创新。1985年，教育部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科调查，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结果显示，中学生英语水平偏低，中学英语教学和教材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初期，英语一度不受重视，1956年后，英语教学才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在夜幕中离开北京，留学潮激起了第一朵浪花。1982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在每周二、四、六晚上及周日上午开播《跟我学》节目，为国人打开了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中国掀起一轮英语热。

    1984年，英语正式以一门主科的地位进入高考。4年后的秋天，人教社获准与英国朗文出版公司合作，合编一套初中英语教材。

    中外合作编写教材，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1993年秋季开学，李雷、韩梅梅、Jim、Lily、Lucy，还有一只会说话的鹦鹉Polly，开始与全国的初中生们一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