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不仅保障了高校生源水平和高等教育质量，使社会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更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

    （本报记者 黄鹏举 整理）

    1978

    扩大派遣留学生

    1978年6月，邓小平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提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由此开启了新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翻开了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新篇章。

    1979

    创办中央广播电大

    1978年2月，邓小平倡导并批准创办面向全国的广播电视大学。1979年2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28所省市广播电视大学同时开学。2012年6月，国家开放大学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上组建。

    1980

    《学位条例》颁布

    198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教育法律，标志着中国学位制度正式建立。

    1983

    首批博士“诞生”

    1983年5月，新中国培养的首批18位博士的学位授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983

    提出“三个面向”

    36年过去了，北京景山学校前任校长范禄燕仍忘不了那次临时通知的全校大会。

    1983年9月10日，景山学校老校址南楼二层的一间会议室，时任校长贺鸿琛走上主席台，双手颤抖着将一张白纸举过头顶，用山西口音高声朗读上面的内容：“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一九八三年国庆节书赠景山学校。”邓小平为什么会给景山学校题词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各行各业重获新生，开始为现代化建设而奋斗。教育该做些什么？“学校决定给小平同志写一封信，希望他能为我们题词，或向我们说几句话，指明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范禄燕没想到，信件发出仅3天后就收到了邓小平的回复。

    此后，“三个面向”被全国许多学校粉刷在教学楼外墙上，也被作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原则之一，写入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那么，“三个面向”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在范禄燕看来，“‘三个面向’的真谛是‘面向现代化’，教育必须立足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认为，“三个面向”是一个相互联系、协调统一的整体。在空间维度上，“面向世界”是“面向现代化”的拓展；在时间维度上，“面向未来”是“面向现代化”的延伸。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石中英则表示，理解“三个面向”，应有更为全局的站位。他认为，“三个面向”是在完成教育战线治理整顿任务之后，邓小平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方向，带有较强的政策性和指导性。它的提出，不仅丰富了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的教育现代化理论，而且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记者 刘亦凡 整理）

    1985    

    设立教师节

    近年来，关于设立教师节的动议最初由谁提出，一些媒体做过不少追溯性讨论。无论如何，“王梓坤”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1984年12月9日，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王梓坤致电《北京晚报》记者，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并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全国教师节。翌日，该建议被刊出。

    打这个电话，王梓坤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源于深思熟虑。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工作中发现，“文革”造成的轻视知识分子的不良风气得到了一定转变，但一些地方对教育、教师还是不够重视。“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教师待遇偏低”，很少人愿意从事教师职业，对教师的侮辱性言论也比较多。

    面对严峻的社会大环境，王梓坤感到，“教育工作者绝不能独善其身”。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当月15日，他还邀请了钟敬文、朱智贤、陶大镛等北师大知名教授一起召开座谈会，联名正式倡议设立教师节。

    仅仅相隔一个多月，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同年9月10日，北京师范大学全体师生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教师节，数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出席了庆祝活动。

    活动开始不久，站在主席台上的王梓坤见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会场里，4名大学生，一人手里举起一个大大的方块字，组合起来是“教师万岁”。

    在王梓坤看来，这4个大字对教育界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一方面表达了学生对教师的尊重，另一方面更向全社会大胆呼吁形成尊重教师的风气。”

    （《中国民族教育》记者 张滢 整理）

    1985    

    实施九年义务教育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小学教育的逐步普及，国家开始酝酿实施义务教育。据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回忆，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1982年，“普及小学教育”被列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5年5月，“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被明确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决定（草案）》。为有效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国务院决定撤销原教育部，组建国家教委。柳斌就是那年从江西省副省长岗位上调到国家教委任副主任，分管基础教育等工作，上任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在法律制定过程中，柳斌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关于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问题。当时有人提出按照国家的财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要求太高，财政负担不起，但是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多。

    最终，在党中央的决策下，义务教育法还是决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是考虑到当时国家财政状况和教育的规模，最后决定只免收学费，不免收杂费。

    在制定第一部义务教育法时，遵循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先将指导思想、经费投入、教育管理体制、课程教材、办学条件保障、教师队伍建设等最主要的原则确定下来，因此最初的义务教育法只有18条。1986年4月12日，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自1986年7月1日起，全国开始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本报记者 王强 整理）

    1991

    加入《儿童权利公约》

    199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批准加入〈儿童权利公约〉的决定》。1992年4月，《儿童权利公约》对中国生效。这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标志着中国儿童权益保护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1992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数千万名乡村教师无私奉献，为中国教育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1992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举措，支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1997

    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1997年7月，国务院发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鼓励社会力量办学。200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修订。

    1998

    启动“985工程”

    在1994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李岚清在讲话时指出，要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好我国的100所大学。“21”和“100”两个核心数字，使1995年底中央拨出专项资金开始实施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被命名为“211工程”。

    1998年，北京大学迎来了建校100周年。当时，原国家教委有关负责人等都曾来到北大，建议北大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大好时机下，参照中国科学院发起“知识创新工程”的经验，向中央政府提出政策诉求，争取得到中央政府对今后发展的更大支持。

    经过充分准备，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建校100周年大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全部出席了大会。

    当天下午，北大几位主要校领导开会建议：“应该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目前国内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太大，国家应该有一个特殊的支持计划。”经过商量，大家决定让北大原副校长王义遒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