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生曾对她说：“于老师，你的课我很喜欢听，但是我自己没有学会。”这句话于漪琢磨了很多年，上的课不能随着声波消失就销声匿迹，要教到学生心中，成为他们素质的一部分。“就是这样一句话，促使我一直在研究课堂教学如何突破原来的框框。”

    与破解、攻克各种各样的问题形影相随

    在于漪的教育生涯中，她带过许多“乱班乱年级”，她喻之为“考问感情与责任”的难题：“生命本来没有名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坏习气不是胎里带出来的，我做教师的责任是帮助他们洗刷污垢，要像对其他同学一样满腔热情满腔爱。”

    学校把一名屡次逃学、偷窃、打群架的学生放到于漪带的班级。这名学生与父亲争执被打后离家出走。于漪焦急万分，与几名学生找了他一天。找到后，怎么办？送他回家，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再逃走，一是旧毛病复发，依然故我。带他回自己家，他会偷，怎么办？

    一想到这里，于漪立刻自责起来：“对他有如此的戒心，缺少起码的信任，还谈什么教育什么爱护？”感情上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教师对学生是全心全意、半心半意，还是三心二意，学生心知肚明。

    于漪把这名学生接到家里，于漪上班，他上学。学校放学，他跟着于漪回家做作业。于漪以心换心，以情激情，以理疏导。经过多次“拉锯战”，这名学生逐步安静下来，走上正道。后来，于漪生了一场重病，住院治疗。这名学生已经工作，探望时看到于漪打吊针，哽咽地说：“于老师，你不能死啊……”他没有什么生动的语言，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

    于漪很感动：“我的学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他们都是家庭的宝贝、国家的宝贝，我当教师，要把他们当宝贝一样来教育。不求他们能显赫，但一定要成为社会的好公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于漪的成长总是与破解、攻克各种各样的问题形影相随。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漪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学校当时是什么样？教师上班稀稀拉拉，迟到是常事；有的师生涂脂抹粉，心思不在教与学，赌博、酗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学校是育人的神圣殿堂，理应是一方净土，摒弃邪恶、污浊和庸俗，播撒做人的良种。”于漪决定恢复坐班制，学校教职工必须准时上下班。面对时尚潮流的影响，她组织师生围绕“什么是当代师范生真正的美”等开展专题讨论，在畅所欲言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社会上流行的，学校也不一定都提倡；学校风气如果降低到社会的一般水平，那是教育的失败。

    学生不爱惜粮食，泔水缸里的剩饭剩菜溢得满地。于漪气急了，到伙房里拿了个脸盆，用手把一个个包子、大块大块的饭捞起来，到一个个教室去讲：“任何人都不能暴殄天物，这是素质问题、品德问题……”事后，学生在周记里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于校长如此激动，我们不好，不懂事，浪费粮食的行为可耻，以后要注意节约。”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逐渐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支柱。焕发新颜的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吸引了来自上海各区县优秀的初中生报考，为上海的基础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教育的大海中畅游的于漪，在现实生活中的脚步是不轻松的。胃溃疡、肝炎、心脏病……都曾“光顾”过她。每天，她吃大把大把的药；每天，她意气风发，要么伏案疾书，要么四处奔走，从不停歇。近年来，于漪每年都准备一本专用的挂历。挂历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但这远不是全部。退休后，她逐字逐句审阅了从小学到高中12个年级的上海语文教材和教参。至今，她有时上午要听4节课，下午开展说课、评课。她曾经腰椎骨折，卧床3个多月，一能坐起就深入学校指导课题和论文，走进课堂听课评课。

    于漪曾为她的《语文教学谈艺录》拟过一个小标题，叫作“跑步前进”。总是勇担使命、坚守信仰，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总是在与时间赛跑，已成为她生活乃至生命的姿态。

    三、思想

    古今中外所有留名史册的一流教育家几乎都具有这样的共性：他们从来不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闭门造车、空谈教育，也不是囿于个人之局部经验而沾沾自得，而是在实践中去思考、去发现、去探索科学的教育规律，最终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逐步构建起他们的理论体系。

——于漪

    于漪1951年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一头扎进杨浦中学的时候，这所当时在上海名不见经传的中学并没有意识到，一个纤弱文静的小姑娘，竟然满怀教育家的光辉理想，要做一件伟大的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中国文化、时代和实践的土壤里，为当代中国培育一部活生生的“教育学”。

    “‘人文说’是我向当今教育贡献出的一颗赤诚之心”

    于漪的教育思想是从语文开始发端的。

    1949年以来，语文界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说”。“文革”后，语文教育依然十分强调工具性，甚至有纯工具化的倾向。

    1979年，敏锐的于漪先声夺人，发表《既教文，又教人》一文，大胆提出语文教育要有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辩证统一的整体观念。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语文教育“工具化”引导下的片面教学与引进的标准化考试一拍即合，语文教学陷入题海训练，学生没有兴趣，老师迷茫。

    许多人把鞭子打在了高考上，于漪却不这么认为。“支配群体性教学行为的其实是不正确的语文教育观念。”她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关键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认识不清楚，是“语文课就是基础工具课”的思潮在起作用。

    那么语文到底该如何定位呢？当时给语文学科定的各种“性”，如文化教育、审美教育等，超过了10种。

    于漪在广泛深入学习研究国内外有关母语方面的文献后提出，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国符号体系，而且是该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语言不但有自然代码的性质，而且有文化代码的性质；不但有鲜明的工具属性，而且有鲜明的人文属性。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她还主张，“人文性”较之“思想性”“情意性”“文学性”等更为合适，由此突破了原有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的框架。

    这些思想，在1995年《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一文中发表，在语文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并最终体现在2001年印发的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

    这里的人文精神，于漪认为，既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文思想，也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思想。

    “这是我在自身学术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跨越。”于漪说，有了这个思考和发现，对语文教育教学其他问题的思考和阐释，就有了原点和强有力的支撑。

    由此出发，语文教育就是教文育人。要实现“教文育人”的大目标，需要3个基础：一是“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也就是对育人要有全面具体的认识；“‘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指导着我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成为我语文教学目的观——‘教文育人’的第一依据”。二是时代的要求和使命意识，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和“以教育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三是语文教学培养目标的整体性。

    从实践中走来的于漪，从“人文说”和“教文育人”的教育教学观出发，逐步构建了完整而系统的语文教育体系，一直延伸到中国语文课堂教学的前线，扎根本土，直指时弊，具有鲜活的独创性。她用生命唱出了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国语文教育学”。

    教育就是要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于漪是有宏观思维和前瞻性思维的。这决定了她不单单是一位语文教育家，还是一位从语文教育走出来的人民教育家。

    在普通中学任教的于漪，与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学生长期相处，真正懂得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没有选择性。这奠定了她以所有学生发展为本的人文精神的实践基础。

    而更多的思想来自现实问题。

    “教书”是为了什么？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人认为“教书”是具体任务，“育人”则很抽象，是班主任的事。于漪便大声疾呼：“育人”是大目标，“教书”要为“育人”服务。任何学科教学都应有教育性，有教育性的教学，就赋予知识、能力以灵魂、以意义，能促进学生的发展。

    育人是要“育”什么？对此，于漪较早提出了“全面育人观”：全面发展是实施素质教育最本质的反映。社会文明程度越高，越需要全面发展的人。人的生命体本身也蕴含着全面发展的潜能，教育的任务就是把学生的潜能变成发展的现实。德性与智性是生命之魂。德智体美劳各育应有机融合。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针对教育功利化倾向，于漪说，古今中外研究教育的大家都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完善人的精神世界。现代教育不能忘记教育最终为人的精神生活服务。知识和能力是获取精神力量的阶梯，不是精神力量的全部。学生求学读书是为明做人之理，明报效国家之理。如果教出来的学生只知以个人为中心，以追名逐利、享乐为目的，缺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那是教育的失败，有辱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