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实际问题出发，制定了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为统领的制度体系。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经验，对新时代增强制度自信颇有意义。

    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制度体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解决现实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党内小生产者的成分占很大比重，在某些党员中容易产生“个人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使党和革命受到极大损害，张国焘叛党事件便是明显的教训。这种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3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等负责起草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等三个决定，并提交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经讨论获得通过。又如，为了克服干部中存在的“本领恐慌”，即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低下，难以担当起领导我们的队伍、带领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以及建设一个大党的重任，为此，毛泽东向全党发起了开展理论学习的号召，并要求建立学习制度，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自1939年到1942年，中共中央陆续发出《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规定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各种事宜，创建理论学习的制度体系。

    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吸收养料

    制度是文明进程的结晶，承载着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与现代的政治文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吸收养料，滋养各类制度体系，彰显自己的制度优势。在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崇尚整体的政治视野、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家国一体的政治情怀、知行合一的政治思维方法，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具有潜移默化、培根铸魂的作用。延安时期，党的民主集中制度体系、中央领导机构工作制度体系、集体领导制度体系、请示报告制度体系等均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使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体现了崇尚整体的政治视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拥军拥政爱民制度、减租减息及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制度、发展人民大众文化的制度等，均贯穿了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党的七大修订的党章要求，每一个党员要积极地自我牺牲地进行工作，达到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体现了家国一体的政治情怀；在整风运动中，为了去除主观主义的毛病，1941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出，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以达到克服主观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这就运用了知行合一的方法。

    将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实现建国大业的最重要条件。鉴于此，《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加强党性锻炼，维护党中央权威，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制度上体现为：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保障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权利；惩治贪污，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和《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等；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发布《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在经济上，中共中央颁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在文化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建设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的制度性文件。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则明确了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并指出将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民主集中制，这要求党员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倾听人民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将人民组织起来，为实现人民的需要而斗争。

    维护制度权威，做执行制度的表率

    1937年八路军将领、屡立战功的黄克功枪杀恋人刘茜，在收监期间，黄克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由于他功劳大而从轻发落，他还给毛主席写信，请求留他一条生路。在战友情感与法律制度之间，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捍卫了法律制度的尊严。延安时期根据地政府机关构成人员采取“三三制”。在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共产党员徐特立当选为参议员，由于共产党员当选人数超过“三三制”的要求，他当即声明退出，由党外人士递补，得到了边区各阶层人民的称赞。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华北等地遭受自然灾害，导致整个抗日根据地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1939年党中央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党中央、边区政府的领导人以身作则，积极参加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开荒种菜，周恩来、李富春等参加纺线竞赛，在领导干部中产生了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位生产模范。尤其是359旅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作者系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嘉兴学院基地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增强思想引领力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18BDJ026〕”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