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人们通常会根据对高等教育客观规律和发展实践的不断认识而产生一些概念，而这些概念会进一步形成一种思维惯性并反过来指导相应政策制定与实践活动。“一流”就是近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内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特别是随着“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之后，更是成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政策制定与实践办学的核心和关键词。

    根据汉语大辞典的解释，“一流”乃形容事物的等级和类别。有一类、一个流派、一个上层的区间等意。那么，“双一流”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即为代表一类大学与学科，一个流派的大学与学科，抑或是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处的上层区间。因此需要对“一流”概念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作出准确理解并明确适用范围。

    “一流”概念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奋斗方位

    事实上“一流”概念应用于高等教育体系并冠之以“世界一流大学”其实是中国的原创，特别是进入20世纪随着“211工程”“985工程”陆续推出以来，并最终演绎成全球范围内通行的一个流行词汇“World-Class University”。但世界一流大学的门槛究竟有多高，其指标体系究竟是什么，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流”本质上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即在一定范围内的大学之间按照一定的可比指标进行比较后，处于前列者则可称之为一流。一流并非绝对性概念，而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因此，“一流”概念应用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体系有其合理性，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奋斗方位，即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可比指标体系下看，我们还处于相对较为落后的地位，需要通过若干年的奋斗努力逐渐赶上并反超世界先进高等教育发展体系。

    “一流”概念的泛化带来办学实践的迷茫

    如前文所述，“一流”主要是一个比较性概念，按照横向的比较范围界定，我们可以演绎出“世界一流”“国家一流”“区域一流”甚至“城市一流”等概念。按照纵向比较内容界定，我们可以有“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本科专业”“一流课程”“一流师资生源”等概念。而如果将两者进一步交叉演绎，则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概念内涵，诸如“世界一流本科专业”之概念。事实上，在横向可比范围内，并无本科专业的世界一流比较，因为对于世界一流大学来讲，某本科专业其本身其实是相关高质量课程的组合，在此背后是高品质学科及交叉学科研究的结果。因此，对于世界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来说，如果离开对相关前沿学科研究领域的追踪与发展，其本质无异于缘木求鱼。

    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办学者的话语权与资源获取能力往往与各种项目密切挂钩，所以各办学主体也不会拒绝各种冠名为“一流”的机会。但在此过程中，切不可盲目按照世界可比指标作为确定自身办学模式的依据。一方面需要严格按照办学目标确定相关办学要素，如课程设计、师资结构等，另外还有一些具有中国特色且中国独有的办学主体或内容是难以进行量化比较并产出所谓一流成果，如果一味强调世界一流比较办学价值导向，就会导致对忽视自身优势特色而不可避免地被动卷入到世界可比指标体系。如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的研究，对具有中国独特性自然科学问题的探索等。对于这些办学主体或内容来说，更应该强调其引领型和独特性。

    严格限定“一流”概念的适用范围

    对于相关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大学或学科来说，当然要积极向世界先进高等教育体系靠近，争创世界一流。但是更多的大学或学科没必要盲目追求世界一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基于国情、省（市）情和校情办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类型或开创相应学科流派，同样也可谓之一流。

    此外，还要严格限定“一流”概念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之内的适用范围。一方面从横向可比范围来看，除了可以将少数大学与学科范围扩大到世界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比较并努力创建一流外，我国绝大多数大学与学科都没必要盲目纳入到这个体系之内，因为这既会带来办学资源的浪费，也会带来因办学目标的盲目拔高，而导致办学质量难以保证并丢失办学特色的问题。另一方面从纵向可比内容上看，同样要严格限定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内的比较内容，因为有些办学内容是无法简单进行世界比较的。此外，还包括一些办学要素也无法简单进行比较，比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体系、大学文化等。而对这些非可比要素的优化与提升，同样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达成“双一流”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在“双一流”建设政策制定与实践办学过程中，同样不可忽视，更不能滥用国际可比指标进行引导甚至误导。

    总之，“双一流”建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以世界先进高等教育体系为标的制定相应赶超政策，这在我国现阶段具有合理性，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但在此过程中，要加深对“一流”概念内涵的深刻理解，既不能失之偏颇而误读，更不能被滥用。在政策制定和办学实践活动中，需要根据不同办学主体和内容精准施策，走不同发展之路，共同为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作出各自贡献。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西溪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