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说，自己只希望培养幸福的平凡人。

    您的愿望，在学生身上实现了。很多学生，因为参加合唱团，爱上了音乐，最重要的，他们爱上了生命。

    纯粹、专注、平凡，这是您的本性，是您最初的样子。您几乎不关注个人荣誉和发展这类事，别人见校长是“汇报工作”，但您会哼着小曲，满心欢喜地冲进校长的办公室，喝茶、吃点心、聊心事，“就是一个大男孩的样子”。

    您把一切都献给了音乐、献给了合唱团。几年来，您不知道假期的轻松愉悦是什么感觉。其他老师休息的时候，正是您带领合唱团苦练的时候，因为只有这时，学生才真正有时间练合唱。

    2019年7月19日上午，您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放假真是太爽了，做梦都会笑醒。当天晚上6点半，您突发重疾，抢救无效，不幸辞世，生命定格在28岁。

    三天后，您的追悼会现场，人群从屋内排到了屋外，很多是孩子，大大小小的孩子，他们哭着合唱您教会他们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送别您：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

卢永根：心唯大我育青禾

    您的一生，面临很多次选择。

    而在每个重大选择的关口，您心中都有一个不变的准则：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回望您的少年时代，1930年12月，您出生在香港一个殷实的中产家庭。当内地生灵涂炭，人们为一口饱饭一袭寒衣苦苦挣扎的时候，您衣食无忧，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接受良好的中西方综合教育。那个年代，您是四万万人中极少的幸运儿，是个无忧无虑的“香港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父亲将您和兄妹送回老家广州花都乡下避难。在花都，您经历了东躲西藏、衣食匮乏的逃难生活，目睹了日军的凶残暴行。在人生的青春阶段，您感受了祖国的痛苦和呻吟，国家的苦难震撼了您这个“香港仔”的心，您下决心，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您开始坚信，祖国是您安身立命的地方。

    很快，您作出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您不顾家人反对，放弃了在香港前途更好的英文学校而选择在中文学校就读。1949年8月9日，您在香港举起右拳，面向北方，庄严宣誓，正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1952年，作为华南农学院的首批学生，您师从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教育家丁颖。您继承了恩师的事业，把他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野生稻种，逐步扩充到1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您带领团队研究水稻的杂种不育性，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概念，以及应用“特异亲和基因”克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的设想，被业界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

    改革开放后，您到美国探望病重的母亲，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美国的亲人竭力说服您留下来，您又一次面临选择。

    您说：“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坚决拒绝了留美的选项。

    您不仅自己这样做，也努力劝说青年人才回国效力。从1983年开始，您担任了13年华南农业大学的校长。其间，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在您的感召下，放弃国外的优渥生活回到祖国，成长为各自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曾任华农副校长的温思美回忆，1984年他与您偶遇，您力邀他毕业后回国工作，“正是卢院士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以及为人为学的人格魅力吸引我来到华农。”

    2017年3月，面对毕生积蓄，您作出了第三次选择。那个春天里，您和夫人徐雪宾教授将毕生积蓄880余万元全部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这是学校建校108年来，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有评论说，您“促使人反思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抉择，为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提供了参照，为年轻人提供了标杆”。

    在这个春天，我们又想起您说过的话：“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丁石孙：卓尔学人掌燕园

    您广为人知的职务，是北京大学的校长。

    但您首先是名教师。

    1950年从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您就留校任教。两年后院系调整，您转入北大数学力学系。

    那时您才20多岁，比学生大不了多少。但您对学生，已经“非常认真负责”。

    1954年，北大数力系招收了240名学生，其中有高中生，也有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生，成绩参差不齐。您除了讲大课之外，还担任了一个“慢班”的班主任。部分学生因为缺乏小学和中学的系统训练，许多数学专业的问题不能理解，甚至看懂教科书也存在困难。每天晚上，您就把困难学生叫到办公室，领着他们像念课文一样念教科书，逐字逐句地讲解，直到他们弄通为止。对于基础好的学生，您特殊培养，组织他们成立代数小组，定期从《美国数学月刊》上挑选一两篇论文让大家讨论。在您的引导下，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得到了提升，一年多的时间里，写成不少小论文。学生们还办出自己的刊物，专门发表研究成果。

    您说：“教师有热情，才会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这是您的切身体会，学生也从中受益良多。后来，北大数力系1954级涌现了胡文瑞、刘宝镛、王选、张恭庆、张景中、朱建士和周巢尘7位院士和两位卫星、导弹总设计师，在我国数学史、力学史、计算机科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2004年，在该级入学50周年的同学聚会上，您这些年近70岁的学生说，当年不仅是从老师的学问中，更是从老师治学的态度中学到了很多很多，要像丁老师一样“对待工作竭尽全力去负责好”。

    1984年3月，57岁的您上任北京大学校长。

    您很快给北大带来改变。

    您让教务处做调查，发现北大理科各系毕业生当时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并不多。您意识到，本科阶段不应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要拓宽学生的视野。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

    于是，北大很快开始允许学生提出转系申请。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堪称奇迹。

    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大力提拔年轻人，实行工资包干制，贯彻竞争机制，活跃学术空气，加强校生交流，以基础学科为主，推动学科建设……

    您说：“个人也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

    北大百年校庆那一年，当您的名字在纪念大会上念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您很早就立下过一份遗嘱，说：“对世界来说，我的死是一件极小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当您逝世的消息传来，您眼中的这件“极小的事情”，在我们心中引起很大的波澜。

    正如一名北大1984级毕业生在其所作的悼念诗中所写——“坦荡真君子，卓尔大学人。燕园一国士，五载掌黉门”。

何家庆：魔芋大王存风骨

    20年前，您出名了。

    您自费到大西南，教大山里的农民栽培魔芋，一路上吃了不少苦，要过饭，被人抓过，还多次遇险，“神秘失踪”300多天后，您才回到工作单位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媒体报道了您的事迹，一时间，您成为全国典型。

    其实您本不愿接受采访。最早想采访您的记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有利于您的扶贫事业出发，才终于做通您的工作。

    再往前追溯。1990年6月，您到安徽省绩溪县挂职任科技副县长，与魔芋结缘。您自荐担任绩溪县魔芋开发领导组组长，先后到贫困山区举办13期科技培训班，普及魔芋栽培知识。为了消除农民顾虑，您自费1000元从湖北引种，在31个点试种并进行田间指导，结果500亩魔芋全面丰收，最低产量2000公斤，最高达7000公斤，收益超过400万元，为当地百姓致富开辟了新道路。

    您由此看到了一条脱贫的金光大道。您的西南之行，也由此展开——当得知西南山区是魔芋的主产地，且有全国2/3的贫困县，1998年2月，您只身前往大西南，开始了长达305天的科技扶贫之旅。31600公里的行程里，您沿途传授魔芋栽培、病虫害防治技术，办培训班262次，受训人数逾2万人，为57家魔芋加工企业提供技术指导。

    “魔芋大王”的称号自此响遍全国。

    是什么支撑您孤身一人闯荡大西南？

    您出生在安徽安庆，与新中国同岁，童年靠父亲拉板车抚养，靠着国家资助和老师同学们的接济完成了学业。

    “读着共产党的书，拿着共产党的钱，好好学习，努力向上，以求深造，成长后要成就顶天立地之业，才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老父亲对您殷殷叮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