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教育学家克隆巴赫提出，所谓教育评价是指为获取教育活动的决策资料，对参与教育活动的各个部分的状态、机能、成果等情况进行收集、整理和提供相关信息的过程。构建“双一流”建设的综合性评价体系是“双一流”建设工作的基础。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对进一步建设“双一流”成效评价做了详细的要求，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坚持多元综合性评价，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的综合性评价体系。

    任何单一的评价都不可能全面衡量个体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过程。定量评价或定性评价，都无法实现“双一流”建设的全面评价。我国现行的各种大学排名操作实践中，大多强调大学的规模指标或产出指标，定量研究充斥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现行“双一流”建设的评价过程中，有很多指标无法单纯用定量评价的方式进行评价，例如高校科研的“投入”与“产出”、人才引进的“数量”与“质量”、社会服务的“水平”与“成效”等。“双一流”建设的评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注重成效评价，不能单纯地进行绩效评价，应是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的结合，反馈大学的综合绩效及贡献度。

    一流大学建设首要的是建设一流学科，学科建设中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融合是建设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的基础和基本保障，但一流大学建设既不能简单等同于一流学科建设，也不能等同于一流学科建设“之和”，需要考虑具体的学科和领域，国内有的大学整体实力很强，但是部分学科领域并不突出，有的大学在某些学科领域具备很强的实力，但大学的综合实力并不强。因此，“双一流”建设的综合性评价体系一方面要评价若干学科的优势和亮点，既要看高校在尊重学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是否坚持有所选择，形成有特有强、交叉融合、高原高峰并茂，形成一流学科优势带动、多元发展、交融并存的良好态势；另一方面也要评价大学的综合实力、学校文化、特色专业、学科实力、录取政策等。

    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事实上，由于大学的性质、类型、规模、学科数量、办学特色等不同，客观上很难对所有大学进行综合实力的排名，所有的大学排名都存在一定偏差和不可比的因素。世界一流大学未必都是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也不受制于学校规模，国际经验显示，精而专、有特色的大学同样可以办成一流大学。“双一流”建设应加强总体战略规划的制定，结合我国国情制定相关战略，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推动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明确高校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共同构建各有侧重、相互衔接、分层实施的评价引导机制。

    “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大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依照固定的建设模式发展起来的，无一不是在自我探索中实现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因此，在借鉴其他国际知名高校成功经验的同时，我们必须独自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一流大学建设模式，为其他国家高校的发展提供一种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模式，并为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从世界范围看，从事高校评价的主体主要是中介性机构，而我国目前还未建立起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第三方认证评估机构还没有完全独立于政府部门，并不能完全发挥出社会评价的作用。目前国内外的第三方评价，大多是以大学排行榜或学科排行榜的形式出现，基于不同的评价指标得出的排名结果，这种排行榜不免过于单一。为保证评估结果的公平公正，第三方评价作为教育评价的重要类型之一，它和学校内部评价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成为检验高校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在“双一流”建设中应鼓励第三方独立开展建设过程及建设成效的监测评价，不仅有利于提高“双一流”建设评价的科学性和公信度，完善政府对高校的宏观管理，提升各项决策的科学性，而且有利于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高校发展建设，保障高校教育质量持续改进。

    总的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国家历史坐标方位下，为提速高等教育发展、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服务国家大发展所作出的长远战略决策。创新构建“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命题。建立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引导我国高校建设各具特色的学科专业生态系统，优化和重构教学、人才、科研的内在关系，科学地判断学科目前的成长态势、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为我国高校的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指明方向。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