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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读书十大人物的10堂公益读书课”
中国教育报、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

    推荐书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我越来越慎重了。因为很多书是可以不读的，开卷也未必有益。在教育史上，很多经典著作都是一本小册子，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反观时下学界，著作等身的“大师”层出不穷，人一生是很短暂的，做学问不是写小说，高产的学者还是需要冷眼看看的，那些等身的著作中不知有多少干货。所以，推广阅读要有点儿神农尝百草的精神，自己没读过的书不敢推荐给别人读。我认为，有一本书值得我们每一位教师都读一读，这本书就是法国哲学家、教育家阿兰所著的《教育漫谈》。

    我读的《教育漫谈》是商务印书馆2019年出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王晓辉教授翻译的。这是一本传世近90年的教育经典经典著作，自1932年首次出版后多次再版，到1963年已再版11次。阿兰是笔名，作者原名埃米尔-奥古斯特·夏蒂埃。他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得中学哲学高级教师资格，以后在多个学校担任过哲学教师，深深影响了许多学生，法国20世纪很多大哲学家都是阿兰的学生，比如赫赫有名的西蒙·维尔、雷蒙·阿隆等都出自其门下。

    《教育漫谈》收录了阿兰从1921年到1931年发表在《自由漫谈》杂志上的文章，一共86篇。漫谈就相当于我们常说的随笔，短小精悍，可读性强。阿兰担任过中学教师，谈及教育时语言生动活泼，同时又处处洋溢着哲学表达，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知识之光照亮思想的晨曦

    爱是教育的前提，这是所有教育家的共识。阿兰认为教育者的爱不是溺爱，是理性的爱。例如，在第九篇《学校显示出公正，它不必去爱，也不求原谅》中有这么一句话：“教师应有足够的冷漠，这样他想要的事情，才能做成。”父母之爱有很多无原则，而阿兰所说的这种“冷漠”的爱实际上就是理性的爱。

    有人说，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离开，离开是冷漠的，但是那些啃老族恰恰就是永远割不断的父爱母爱所导致。《教育漫谈》的第十篇《优秀的父亲，可能不会教育其子女》中说：“教学和其他职业一样，是一种职业。”第十二篇《学校不考虑情感》中说：“在学校这样的社会，情感不被考虑，既可以原谅一切，又可以毫无原谅，这里显示不出丝毫的爱，也不能期待任何的爱。”第七十六篇《母爱是社会的第一学校》中说：“祖国把人从家庭提升起来的文明时刻，向人传达更加广阔的情感，让人类趋向于热爱整个人类。”阿兰的多篇文章让我们思考：教育者之爱，必须充满理性，看似冷漠，实际上是比母爱更加宽阔的爱。

    《教育漫谈》的第二十七篇是《有兴趣的事物从无教益》，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个观点看似很武断，实际很理性。一味强调快乐，对于教育是有害的。并非孩子们感兴趣的都需要呵护，教育的过程就是让人从动物性走向人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都是快乐的。很多兴趣是后天培养起来的，正如阿兰所说：“严格的定理本身并无兴趣，定理本身不是兴趣，需要支持和运用这些定理。知识之光，当其升起比晨曦还美丽，这是思想的晨曦。此时此刻，儿童第二次诞生，他知道了思维，捕捉到了笛卡尔所说的奇妙工具。”可见，在阿兰的教育主张中，经过教育过程之后产生的兴趣才有价值，而并非先天具有的兴趣产生学习。

    教师首先是需要学习的人

    儿童是教育研究和教育行为的最终落脚点。阿兰在《快乐在战胜痛苦之后》一文中认为，儿童没有完全脱离动物的野蛮和野性，“因为他生来全裸，在他的皮囊里盛装着全部激情”。他在《儿童的本质是通过学习而发展》中说：“为了教育儿童，首先需要认识他们。”这句话言简意赅地表达了阿兰的儿童主张。远离儿童的教育是成人社会的一厢情愿，在《把成人难以理解的东西讲授给儿童，是这些道德课程的弊端》中，以道德教育为例，阿兰说：“公民道德课带着荆棘。我不是说危险，只是说主题内在的困难。把成人都难以理解的东西一股脑儿地讲授给儿童，这就是这些宏伟课程的弊端。”教育如果远离儿童，学习不可能发生，德育也只是自说自话。

    教师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是教育活动中的决定性因素。教师首先是需要学习的人，阿兰这样申明：“我想要的是能够自己学习的教师，是从源头学习的教师。”作为哲学教师，阿兰对古希腊哲学充满了崇拜，而且熟知柏拉图、笛卡尔，文学底蕴深厚，尤其对巴尔扎克作品相当熟悉，在教学的同时不断学习和研究，勤于笔耕，培养了法国近代以来无数名人大家。他作为教育家，对于我们时下教育人如何从教、研究教育，不仅提供了高屋建瓴的“言教”，还以身作则做出了“身教”。

    阿兰认为，教师应当讲究教学艺术，“教师应当学会教学，不要企图教授自己全部所知道的东西，而是应出其不意地指明一些细节，因为这是引人注意的时机”，相机而教是教学的至高艺术，而不是全盘灌输，这也是诸多教育者的共识。阿兰还提醒要把学习主动权还给儿童，他说：“当教师闭嘴，当儿童阅读，一切皆好。”

    《教育漫谈》中关于学校的篇目有很多，比如《我就喜欢学校光秃秃的墙壁》《学校不考虑情感》《学校是儿童的安全之所》等，阿兰认为：“学校就是一个要取代母亲的大家庭。”而家庭则是不善于教育的，他说：“家庭不善教育，甚至也不善养育。”学校在教育体系中就是主要地位，而并非像某些专家所言“学校教育再重要，都只是家庭教育的补充”。

    英国教育学家斯宾塞在《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一书中说：“家庭管理上的改革必须与其他方面的改革齐头并进。”熟悉教育史的教师都知道，国外教育具有划时代革命性的是夸美纽斯的班级授课制，这场革命对促进教育公平起到了天翻地覆的作用。家庭教育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学校教育对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力量才是巨大的。1898年，礼部尚书李端棻上《请推广学习折》，引发了两年后结束科举考试，创立新式学堂的革命，李端棻也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陶行知先生深入乡村办学，也是学校教育引领着乡村文明的进程，家庭教育是需要引领的，引领者也应当是学校。

    任何角色都需要负责，补位而不越位，更不应该缺位，不管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是如此。在阿兰的《教育漫谈》里，没有过分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而是说：“只有在学校里，孩子才能找到同伴，获得其平等。在学校，他成为另外的人，时好时坏，总有不同。”

    提倡科学与人文并重

    阿兰的教育思想充满了理性，他主张科学与人文并重。关于人文，他在《伟大的诗歌可以感动所有人》一文中说：“通过倾听拉丁语学习伟大著作，我们学习差不多人类全部的诗歌，拓宽我们的视野，所有的事情都已说尽。”中国古代也非常主张诗教，唐代甚至以诗取仕，可见东西方教育思想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而不是两张皮，水火不容。阿兰说：“诗歌是人类秩序的钥匙，正如我经常所言，也是灵魂的镜子。”有人说，诗歌和音乐是让人高雅的两大艺术途径，阿兰的主张也印证了这个观点。除了诗歌，阿兰也很推崇散文，他专门写了一篇《阅读散文可以使人变得温柔》。

    在推崇人文的同时，阿兰也推崇科学在教育中的重要，尤其是几何学，他说：“几何学是认识自然的钥匙。对于几何学一窍不通的人，绝不会很好地认识他所生活、所依存的世界。”关于诗歌和几何学，阿兰说：“几何学和诗歌就足够了。一个淡化另一个，但两个都需要。”人文学科让人感性，充满了人性的关怀和真善美的诠释；科学学科让人理性，让人求真务实，冷静睿智。二者正如阿兰所说，一个淡化一个，但二者都重要。西方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诗人、小说家、教育家，比如卢梭、培根、斯宾塞等。如今的学校，尤其是中小学，人文和艺术的比重较大，而科学的占比和重视程度还需要加强。科学和人文并重是教育常识，也是规律，永远需要坚持和坚守。

    教育即生长，是斯宾塞、杜威等教育家竭力倡导的教育主张。阿兰认为：“人只有通过严厉的方法取得成就，而拒绝严厉方法的人永远不会成才。”他还说：“教育的全部艺术在于让儿童经受困苦，让他们提升到成人的状态。”阿兰的这些教育思想，对于那些绝对儿童中心主义是一种纠偏，虽然过去近90年，依然闪耀着时代光芒。

    批判教育学近年来很活跃，从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到奥尔森的《学校会伤人》都在基础教育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内尔·诺丁斯的《批判性课程》更是针对当下教育的问题，一针见血地从课程角度提出了“教会孩子一生有用的东西”，培养批判性思维。阿兰也旗帜鲜明地揭露那些所谓“教育家”，他说：“而另外一些思想，乍一看光鲜照人，但细究起来，便是虚弱和空洞。我认识一些具有这类思想的教育学家，教师们都不知道如何摆脱他们。”

    记不清是哪位学者曾经说过，“教育家辈出的时代，必然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严格意义上还没有教育家，我认为教育家是不能自称的，也不是媒体和哪个机构评出来的，其评委是历史，但是时下那些乐于被称为教育家的教育者，在我看来是缺少敬畏之心或自我膨胀到了极致。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建设，阿兰不是怒目金刚式地谩骂，而是在剖析问题之后提出解决的方法，自己也身体力行在教育一线探索实践。这样的教育研究方法，值得时下我们很多研究教育的学者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