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与家族的兴衰，很大程度上与家庭教育相关。我们小时候家里的孩子多，家庭条件普遍贫困，亲子关系很少有过度溺爱、过度保护或过度干涉的情况，孩子价值观的树立和传承更多来自长辈的言传身教。回忆起家庭教育对我人生的影响，父亲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父亲既严厉又有见地 

    我的父亲陈秀峰是一位商人，按现在的说法是“职业经理人”。他的能力和人品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政府认可，上世纪50年代初即被选送“工商管理干部学校”培训，结业后被定为有级别的国家干部。

    父亲原籍是山东烟台，老一辈胶东男人对子女似乎有一种天经地义的严厉。父亲几乎没有表扬过我们，每个寒暑假的第一天晚上，他必定要召集孩子们开会，让我们各自检讨一番这一学期的表现，对照老师评语中的不足部分做自我剖析。当他预感到社会将发生什么变数，或有老师对我们提出批评的时候，他也会召集我们开会，进行集中或个别训话。

    但秉持传统观念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死板老套的人，他有自己的育儿智慧。听母亲说，以前家里选房子时，父亲主张找一处带院子的，让孩子有游戏的空间，也能种些花草苗木。后来这个院子给我们的童年带来许多快乐。

    父亲还很重视培养我们读书的习惯。那时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但平时他从不吝啬给我们买书籍文具类的东西。记得我上小学时，一次跟父亲上街，街边书摊上有两册历史读本特别吸引我。我那时识字不多但已开始喜欢阅读，父亲见我看得入神就把书拿过来翻了两页，随即掏钱买下了书。这是历史学家林汉达为小读者撰写的《春秋故事》和《战国故事》，书中还有大画家刘继卣画的白描插图。后来我一直对这两册书爱不释手，从此激发了我对历史长盛不衰的兴趣。

    父亲还要求子女学会劳动和生活自理。我们家的孩子都是从八九岁开始做家务，买粮买菜、洗衣服、收拾用品等。每逢春夏季节的周日还会组织全家劳动，或收拾屋子打扫卫生，或栽种花木、蔬菜。因为从小养成劳动的习惯，我们后来上山下乡时都能很快适应环境。

    等我们逐渐长大，有了各自的爱好，画画、制作航模、看书，还有的孩子迷上摄影。这些爱好父亲都不反对，偶尔还会在经济上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去经风雨长见识

    父亲年轻时曾出远门闯荡，也许和他的经历有关，他对孩子的成长比较放手，总是给我们机会去独自经历一些事情。

    还记得我小学二年级的寒假，一天下午父亲去单位值班，顺便带上我去参观自然博物馆。我们坐了十几站公交车到了博物馆，父亲买了一张儿童票让我自己进去，说他下班来接我就离开了。我那时才8岁，第一次出门这么远还要独自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紧张得要命。尽管我很喜欢博物馆里的内容，但是每隔十几分钟就忍不住跑到门口张望。来回折腾了几十趟，才终于盼到父亲下班来接我。

    还有一次让我独自出门的经历是在“文革”初期，那年我13岁，两个年龄比我大的同学想约我一起去南方“串联”。其中一个同学后来被他父亲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后不敢去了。我也没了底气，回家嗫嚅着说了此事。没想到父亲略微想了想，就从自己仅有的生活费中拿出25元钱，又取出30斤全国通用粮票一起交给我。那时父亲在单位挨整已经3个月，工资被扣近一半，全家人吃饭都成问题。父亲给我的钱粮足够一个成年人一个月的用度。他只是叮嘱我收好，然后目送我们两个孩子走出家门去火车站。

    3周后我从广西返回北京，凌晨时分乘坐头班公交车到家时天还没亮。刚拍了两下院门，父亲就出来了，接过行李并拉住我的手往里走。晚上父亲又听我兴高采烈地聊串联的沿途见闻。这趟年少时出远门的经历，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以身作则教我们自律自强

    小时候母亲对我们的教养主要是和颜悦色地给我们立规矩，比如教导我们要爱家人、敬师长、团结同学、不能说谎、要讲卫生、人前不能喧哗……而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主要是以身作则，用行动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

    父亲为人正直，平时做人做事很有原则。无论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中，他都恪守规矩，不占便宜、不走捷径、不马虎敷衍。在我印象中，家里极少为私事求人。子女就业、下乡返城等，父亲从来没想过去走旁门左道。我们从小就知道，人生出路全靠个人努力。

    父亲在工作上从来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几乎没有出过差错。因为认真，他还受过一次冤枉。那是抗美援朝期间，父亲的企业受命为志愿军做炒面。那段时间他整月不回家，每批产品出锅前都要亲自品尝把关。开始时按上级要求的比例加盐，父亲尝了几批炒面都感觉太咸。因为当时的报刊广播经常宣传志愿军在前线条件艰苦喝不上水，父亲就自作主张减了炒面的盐量。没想到因为这件事，父亲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人揭发“克扣军粮”，被关了起来。幸好工友们找出余盐作为证据为他申辩，父亲才被平反放了出来。没过多久，他又任劳任怨地继续上班了。

    父亲的处世态度深深影响了我们，让我们懂得人生在世必须自立自强。公私合营后，父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他总是起早贪黑，我们平日早上起床都见不到他。还记得1966年的秋冬季节，北京城里挤满了各地来串联的学生，秩序大乱，公共汽车根本挤不上去。父亲那时年龄大了，已经好几年不骑车了，在连续两个月时间里，他竟然每天比平常再早起一个小时，步行十余里路去搭乘郊区公交线上班，风雨无阻。

    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廉洁自律。父亲曾在企业里转岗去管总务，管办公用品、茶米油盐等。时值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我们都饿得面黄肌瘦，父亲也没有从企业多拿回一两油、一把米。我们上学用的纸笔、家里用的信纸信封都是从文具店买回来的。他告诉我们，公家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能往家里拿。等我们长大参加工作后，也一直记得这个规矩。

    家国情怀世代相传

    父亲一生书读得不算多，涉猎也不深广，但他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年轻时在东北曾亲历国家分裂、人民被难，他一直耿耿于怀，对历史也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考。弟弟曾从王府井“内部书店”买了一本《张诚日记》，法国传教士张诚在书中详细记载了清代康熙时期索额图率兵北征雅克萨，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经过。父亲认为这是一次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军事外交行动，这本书他看了好几遍，行间页角写满了读书笔记。

    父亲中年以后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在“文革”时还吃了不少苦头。但是“文革”过后，作为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老成员，他又积极活跃地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有一阵工商联承担了一项增加青年就业的任务。父亲提出：“青年就业不要都指望进国营企业，也不可能都进国营企业。”他还颇有见地地提出当时商业和服务业不发达，人们衣食住行多有不便，可以多创造一些“为人民服务”的项目和岗位。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吸纳了他们这些老成员的建议，“前门大碗茶”等服务企业很快就遍地开花了。父亲还身体力行与一位老搭档合作，共同支撑起一家绗缝企业，为社会提供了二十多个就业岗位。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反而愈加丰满和完整，不再只是当年那个不苟言笑的倔老头。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父亲也许只是最普通的一粒尘埃，但对于我们后辈乃至整个家族来说，他的精神品质仿佛一盏明灯，一直照亮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退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