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人无论走到哪里，有八个字常在心头回响：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这八字校训是在上世纪90年代，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陶德麟担任校长时拟定的。陶德麟掌校时期，秉承这一校训精神的武大师生团结一心，砥砺奋进，学校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对武大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只是陶德麟激荡人生的一个截面。他人生的每个节点都充溢着胆识与锐气，体现出坚如磐石的信仰与执着。从青年时期求学开始，他的一生都扎根于珞珈山，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把一生心血奉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

    5月24日，陶德麟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生前曾说过：“今生能做的就是和恩师李达一样，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一名哲学教师。”

    执着于真理，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

    陶德麟与哲学结缘，离不开一个人：李达。1952年，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陶德麟是大四的学生，奉派为李达整理讲课记录，成为李达的得力助手和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作为终身职业。

    1961年，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指定由陶德麟执笔。1965年冬，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完成。

    “文革”结束后，陶德麟怀着满腔热诚，迅速投身党的理论事业。1978年，他在真理标准讨论会上作《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专题发言，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在同年第10期《哲学研究》上发表。

    武大哲学系毕业生、武大教授骆郁廷说：“陶先生追随真理之心不曾动摇。他的信仰从不因客观环境的变化、别人的闲言碎语甚至打击而改变。这种因真理而生的浩然之气，使他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

    执着于创新，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从1953年留校执教到2018年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的岗位上退休，陶德麟在武汉大学工作长达65年。几十年来，陶德麟倾心于联系当代实际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黑格尔说过，‘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我们也必须教给哲学说中国话。”陶德麟认为，正因为八十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才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在陶德麟的学生、武大哲学学院教授汪信砚看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陶德麟先生学术研究的根本志趣，他的学术探讨无不体现着这一点。”

    学科的发展往往是几代人积累而成。陶德麟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者，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长达40余年，带动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术人才迅速成长。

    武大哲学学院教授何萍是陶德麟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一直在陶德麟身边工作学习，已有30多年。

    何萍回忆起，去年在恩师家里，陶德麟忧心地说，学术界对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一些误解，如果再不清理出来，就再也无法还原真相。“他一边吸氧，一边讲述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缘起、主导思想及编写过程，并提供了搜集资料的线索。”这一幕，激励着何萍矢志不移地完成导师的遗愿。

    执着于责任和爱，发掘学生长处因材施教

    陶德麟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几十年来一直坚守在教学前线。作为教育者的陶德麟，留给后学的印象：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汪信砚讲过一个故事。1982年，他读大三，与几个同学饭后散步，其中一位提议：“陶先生是我们系最有名的老师，我们听过他的课，但没和他交谈过，不如现在去他家请教吧。”于是，几个年轻人敲开了陶德麟的门。

    陶德麟热情地将他们迎进门。师生几人在陶德麟家狭小的客厅里促膝长谈，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这段“贸然拜访”的经历促成了后来几十年的师徒深情。

    陶德麟总是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他说：“人才不是工业产品，不能按统一的工艺流程和统一的规格模式批量生产，千人一面，必须因材施教，使他们各有个性、各有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

    “陶先生很保护学生，从不给我们贴标签，从未让我们尴尬，却恰如其分地促人勤学自省。当我成为教师之后，才知道这样做有多难。”陶德麟的首届博士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冯平如是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