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5日，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党委书记曾祥敏（左一）携“光明影院”志愿者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视障人士家中。（资料图片） 2019年10月15日，“光明影院”项目获得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全国金奖。（资料图片） “光明影院”项目志愿者胡芳（左）、谭蕾为无障碍电影配音。（资料图片） 扫码看无障碍电影
《英雄儿女》片段

    “妈妈，红色是什么颜色？”

    电影散场时刻，从叽叽喳喳的人声中，捕捉到一个视障小朋友的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硕士生胡芳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并不简单。

    那是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为视障群体特别设置的一次放映。

    在此之前，中国电影产业已高歌猛进十余年。银幕占领都市后又进军城镇，把看电影培养成十数亿人次的日常生活方式。

    但对于全国1700多万视障人士来说，实现这种“日常”并不容易。

    看不见，听不懂，所以无法参与，这是视障群体面对电影时的无奈。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让电影同样丰富视障群体的精神生活，2017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与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嘉影电视院线传媒股份公司合作，发起“光明影院”公益项目，依托师生讲述，制作无障碍版本电影，为视障群体铺设“文化盲道”。

从视觉到听觉——“红色，是火焰的颜色”

    “啪！您能听到吗？”

    “好像是拍了一下手？”

    “我现在是用一个拳头打另一个手掌，光听这个声音，您知道我哪只手握拳吗？”

    视障群体理解电影的难点在哪儿？采访中，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广播电视学专业博士生蔡雨在电话那头做了个小实验。

    科学研究表明，普通人获取的信息，80%以上来源于视觉。面对电影这种被称为“光影盛宴”的文化产品，失去视觉就意味着，《霸王别姬》的眼波流转、《英雄》的大漠胡杨、《战狼》的激烈交锋、《流浪地球》的未来世界……一切源于光影的情节、美感和想象力，统统归于混沌。

    而无障碍电影要做的，正是把视觉转化为听觉，帮助视障群体将流失的信息找回来。

    事实上，随着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无障碍电影早已不是新生事物。

    在上海等城市，部分影院会定期开设无障碍专场，志愿者会在电影放映的同时为观众补充讲述画面内容；此外，一些志愿机构尝试模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电影录音剪辑手法，利用影片中的人物对白、音乐、声效等，结合志愿者讲述，对电影进行二次加工，制作出类似于广播剧的听觉产品。

    但这两种无障碍电影也有其局限性：前者受志愿者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无法广泛传播；后者则无法将视障群体真正带入影院。

    怎样制作一种既能反复观看、广泛传播，又能让视障人士与家人、朋友共同欣赏，甚至吸引他们走进影院的无障碍电影呢？“光明影院”的办法是，不改变电影原片的声画节奏，由志愿者在电影背景音、人物对话的间隙，插入对电影画面关键信息的讲述。

    这是一项听上去并不困难的工作，却让许多志愿者在深夜里抓耳挠腮。广播电视学专业（新媒体方向）研究生李怡滢就是其中之一。

    2018年冬天，加入“光明影院”没多久，李怡滢就接到了重磅任务——根据视障朋友们的票选结果，她讲述的电影《西虹市首富》将登陆次年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放映活动。

    “那是我们的无障碍电影第一次走进专业影院，也是‘光明影院’第一次登上国际电影节并成为固定公益单元。”李怡滢回忆，“我的紧张多过激动。”

    为了讲好这部电影，她拖着进度条反反复复地看，花了一周时间静坐在电脑前，完成了2.7万字的讲述稿。

    可有耐心坐冷板凳不等于讲得好电影。师哥的一句话点醒了她——“你得想想，盲人能懂吗？”

    影片里，男主角从保险柜拿出一捆钱，支持一个虚伪作家的演讲。这捆表现男主角挥霍无度的钱，正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信息。

    可怎么向视障朋友解释这捆钱有多少呢？李怡滢和师哥开始推敲——

    “小臂那么长的现金？”“日常生活不这样说，观众乍一听不一定能反应过来。”

    “像四五块砖头摞起来那么高呢？”“表现男主角有钱、挥霍，用砖头作比不合适。”

    “像枕头那么高？”“没躺人的枕头还是躺了人的枕头？”

    ……

    这个细节最终确定为“约20万元的一捆钱”。“我明白了，要精确讲述电影的意义，并不在于简单的画面描述。”李怡滢说。

    “词穷”“怀疑自己不会中文”，讲述稿写作的困难，在碰见动作片、动画片时尤甚。讲不好《寻龙诀》的打斗场面和《大鱼海棠》的东方美学意境，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硕士生李超鹏就去网上搜剧本，借剧本文字启发写作灵感。

    每部电影有300至500个画面，稍不留意就会错过关键信息。艺术硕士杨明把每个画面看10遍以上，“每写一部电影，都需要按3000次以上暂停键”。

    要把观众带入电影表达的情绪，讲述就不能平铺直叙。面对《少林寺》的经典武打场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电视编辑方向）本科生陈敬瑜干脆放下讲述稿、推开桌椅，站在麦克风前一边比画武打动作一边完成了配音。

    而最大的困难，莫过于真正站在视障群体的角度，去体会他们的需求。

    作为“光明影院”的老成员，蔡雨目前负责对志愿者们的讲述稿进行审核。她记得，一位志愿者在讲《小兵张嘎》时，为了烘托战争气氛，为中日双方交火的枪炮声留下了很多时间。这种时候，蔡雨就会请志愿者闭上眼睛听作品，站在视障朋友的角度思考，仅仅听到枪炮的“砰砰”声，能否判断战况，能否理解电影情节。

    先天失明的人群更为特殊，对于他们来说，颜色这种仅能靠视觉理解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大家都说盲人的眼前是黑色的，其实他们看不到颜色，他们的眼前是一种什么都没有的空洞感。就像你用手捂住一只眼睛，然后突然松开，那一瞬间的感觉。”蔡雨说。

    没有视觉概念怎么办？志愿者们讨论许久，决定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于是，在胡芳的讲述稿中，视障小朋友的问题有了答案：“红色，是火焰的颜色”，它们一样温暖而热烈。

    从几名成员到500多人的师生志愿者团队，从试水的5部影片到每周2部、每年104部影片，从北京一个社区活动室的线下放映到全国30个省份的公益推广传播，两年多来，“光明影院”稳扎稳打，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也实实在在服务了全国的视障人士。正因如此，在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该项目荣获“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全国金奖。

    但比起奖杯与鲜花，更让志愿者们开心的或许还是来自视障朋友的肯定。

    “过去看电影，里面能看懂的东西只有10%。如今有了‘光明影院’，我100%都看懂了。”海南省三亚市盲协主席黎绍云说。

从给予到收获——“其实我最想感谢的是他们”

    做公益能有什么回报？几年前，李超鹏就被问过这个问题。

    本科时，他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曾到访过当地的盲校。发现盲校的孩子对课外书和外面的世界特别感兴趣，就创办了一个专门为盲校孩子读书的社团，取名“我是你的眼”。

    “社团维持了两年，我毕业后就没有再进行下去。”说起这事儿，李超鹏的语气中不无遗憾，“一些同学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花精力和金钱去做这样一件事，付出又没有回报。”

    如今加入“光明影院”，他获得了回报。

    在电视学院，学生最基本的专业实践就是理解分镜头，看他人如何运用视听语言完成作品，表达了什么内涵。而在“光明影院”，志愿者把画面转化为文字的过程，正是一种基本的分镜头训练。

    “讲电影前，一部片子要反复地看，就像学电影的学生们拉片一样，要知道这部电影里哪些画面、哪个细节很重要，这就是一种视听语言感知的锻炼。”蔡雨笑言，她爱看视觉效果震撼的大片，去影院主要追求一个“爽”。加入“光明影院”后，故事片、文艺片，她都逼着自己看，“现在在同学中间，我的阅片量应该是很高的”。

    在学院教授赵淑萍看来，锻炼学生的作品把握能力，从专业学习角度来看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理解、分析电影的能力，把握作品的能力，这些对学生来说特别重要。将来他们不管做记者、编导、摄像还是其他职业，首先要有对社会现象的认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思想水平、认识水平往往决定创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