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书，是关于谱主年月日的记事，干巴巴的，有啥看头？因此浅见，我对年谱类书有种近乎本能的“敬而远之”。偶然机缘，读了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徐强教授撰著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广陵书社2016年版，下简称《汪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我的某些偏见。这本书我细细读过两遍，每一遍都读得有滋有味。想来这与我爱读汪曾祺有关系，想更多地了解其人其事，而此书信息颇丰，极大满足了我的阅读期待。除却这一因素，干净雅洁的语言，翔实严谨的考证，对材料“有意味的”选取，都让此书隽永有味，资料性与可读性兼具。

    这是本近乎“无中生有”的书。写这样一本年谱书，想来是有相当难度的。本书谱主汪曾祺先生出生于1920年，逝世于1997年。77年的人生，跨越现当代，辗转生活于高邮、江阴、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等多地，从事过教师、职员、编辑、编剧等不同职业，创作生涯50余年，一生游历多地，跟诸多人有过交集；他又生性随便，上课不做笔记，也从不写日记；加上之前出版的诸种有关汪曾祺的集子缺乏严谨的考证，错讹较多，背景信息模糊，就更增加了年谱编撰工作的难度。虽说谱主本人写过一些自传性文字，但更多的是情感叙事，相对于年谱的编年记事和严谨性，并不能直接拿来所用。支撑性的基础材料较少，而年谱的撰写事无巨细，需要海量信息，且每一细节都要确凿无疑。将这77年的人生及创作理出一个头绪来，无疑是个庞大而又芜杂的工程。成书的背后，有多少艰辛，又有多少乐趣，外人又何尝能道出一二。

    据我所知，本书作者徐强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汪曾祺全集》的主编之一，承担了散文及杂著卷（共四册）的主编工作，占全集总量的三分之一。2019年初《全集》出版后，《北京日报》刊载了一篇名为《历时8年，打造汪曾祺“善本”》的报道，文中多处言及徐强，说他为辨析一篇字迹模糊的千余字文章，“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花了一个月功夫；为寻找底本，一次次南下云南各大图书馆；为一篇“听说”中存在的文章，不惜买下好几年的报纸合订本，当最终发现这篇佚文时，竟兴奋地摔坏了笔……

    年谱《后记》中言：“年谱撰著与《全集》编纂同步进行，可以说是《全集》编纂的副产品，也是《全集》的必要学术基础。……本谱撰述始终只能依靠最原始文献，尽量做到资料基础扎实可靠。”

    “在谱主作品方面，本谱充分吸收近年学术界辑佚成果，所载述、征引的作品比此前所有的别集、选集、全集所涉总范围多出三百篇（首、件）。其中本谱作者个人的辑佚成果占相当一部分。”

    “首先是遍引历史档案、方志、年鉴、新闻报道、相关人士的散文、日记、回忆录、传记、年谱、各地政协‘文史资料选辑’、戏剧演出公告、说明书、演出门票等文献。对于有些重要报刊，几乎加以‘地毯式’搜索。”

    这些话着实让人动容。资料的广泛搜求整理，海量又琐碎的基础工作，不仅需要耐性，需要铺下身子、钻故纸堆、坐冷板凳，更多地还需要专业素养和能力，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的。

    根据线索，或打电话，或写信，一个人一个人去问，有时候问着问着，线头就断了。比如2014年，徐强新得到一批珍贵书信，是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昆明时期致他的同乡朱奎元的，拟收入新全集。因背景信息不详，需加考释。信中提及汪、朱共同的朋友多位，经寻访，在深圳一个“寻访抗战老兵志愿组织”帮助下，得悉其中的吴奎先生仍健在，居贵阳。他年轻时是往返贵、滇之间的货车司机，与汪、朱交好，并曾载他们或为他们传递信息物品。后花两三个月辗转联系上吴先生的小女儿珍珍，不料珍珍告以吴先生刚于月前以九十二高龄去世。有关信息后人并不掌握，这条线索就这样中断了。徐强叹曰：“有不如意事若此！”

    汪曾祺曾作《秋山红叶图》，原刊在《随笔》1996年第3期封三上。大概为求证此画的创作背景，徐强曾写信给山东作家邱勋先生（2018年去世）询问——因邱勋在《济南的名片》一文中提及此画。后来邱勋回了信：

    关于汪曾祺先生的那幅画，我见到的不是原作，是在报纸或刊物上见到的印刷稿，只记得画的是墨菊，至于报纸或刊物的名称，也已经完全忘记了。画上的那段题词，引自《老残游记》，我比较熟悉，大抵没有记错。很抱歉，以上所说情况对于编辑工作没有多大用处。汪曾祺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编他的全集和年谱长编很有意义，希望并相信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为中国文学做出贡献。

    我个人与汪先生没有交往。曾听咱省作家张炜先生说过，他们几个青年作家曾问过汪先生，《受戒》《大淖记事》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汪幽默地说，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并且拍着自己的肚子说：这边放着《受戒》，内容是五讲四美；这边放着《大淖记事》，内容是三热爱。

    这封邮件的日期是2013年7月12日。

    徐强又写信咨询作家张炜先生，也收到回信：

    汪先生是个有意思的人。您说的事是有的。

    我和汪先生在他生前不少次见面，如开会等在一起。

    最长的一次是应浙江三联书店经理叶芳之邀，与汪先生、丁聪先生、吴祖光先生等在杭州的一个多星期。汪先生天天讲笑话，一喝了酒就讲。他一次一般要喝一瓶加饭酒，喝后脸色有些发黑，然后就开始讲故事。有时也讲些文坛上的旧事。总之他是个极有趣的人。有才华的人一般都有趣。

    邮件时间是2013年7月27日。

    在我看来，两封回信都有趣、耐看，极有价值。徐强手中，这样的信会有很多吧？他在《后记》中说：“广泛访问谱主的亲友、故交、当事人、知情人，受访者共逾300人，提供有效信息者，无虑二百人以上。年龄最长者94岁，70岁以上者不下50人。……有些高年的访问对象尚未来得及回复就遽然辞世，这使笔者在遗憾之余更迫切地意识到，很多访问是带有资料抢救的性质。”由此看来，本书很多资料为“绝响”。这些抢救来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更加凸显了本书的意义。

    访问的工程量之大自不待言，访问之前的知识储备、访问的由头、线索，都得靠丰富的积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而采访背后的故事，几多周折、几多辛苦、几多意外、几多收获，也只有寻访者本人能说得清了。

    世界上有不惮麻烦的人，徐强应算一个。上述大抵可以看出，《汪谱》撰述花了多少功夫。

    我喜欢此书的原因有三：一是丰富的信息含量。二是考证翔实，信息完备。三是好看，滋味隽永。原本认为年谱只是客观记事，记某年某月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带感情色彩。但本书材料的选取却带有作者个人的倾向性，这让《汪谱》具有了独特的味道，增加了可读性和隽永的意味。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