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出版的新书中，一个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频频出现，这就是已经离世23年的汪曾祺先生。在世时只想“悄没声地”写点儿东西的汪老怎么也没想到，去世后的20多年间自己竟成了畅销书作家，所写的作品也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形成了许多“汪迷”群体。笔者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汪迷，但的确读了汪曾祺的不少作品，尤其是他的散文令我爱不释手，闲来无事或心情烦闷时，会随手翻阅他的散文，读到有趣处，常忍俊不止，瞬间忘却烦恼，顿觉生活美好。

    喜欢汪曾祺的理由

    笔者喜爱读汪曾祺的作品无非两个字“趣味”：他的散文没有空泛的大道理，没有宏大的题材，所写内容多为草木虫鱼、风俗美味、常人俗事。但字里行间却透着文人雅趣，读来韵味无穷。

    文人很多都爱吃、会吃，会吃而且善于谈吃的也不少，然而会吃会谈吃又会做的文人恐怕为数不多。汪曾祺被誉为“作家中最会吃的老头儿”。他的儿子说：“像他这样会吃会做又会写的老头儿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在儿子汪朗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汪曾祺戴着围裙，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样子，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菜盘，嘴里喊着“吃饭啦……”只要他在家，一家人的饭菜都归他管，而且乐此不疲，他认为“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他在《文章杂事》中说：“我什么功都不练，只练‘买菜功’。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最大的乐趣还是看家人或客人吃得很高兴，盘盘见底。”汪曾祺不仅做得一手好菜，也写得一手好菜，他笔下的菜既能吊人胃口又可“照着做”。如他发明的“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油条有矾。较之春卷尤有风味。回锅油条极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如今这道“回锅油条”已成为他的家乡江苏高邮的“汪氏名菜”。

    汪曾祺笔下的花花草草也一样活泼有趣：“夏天的花里最为幽静的是珠兰。牵牛花短命。早晨沾露才开，午时即已萎谢。秋葵也命薄。瓣淡黄，白心，心外有紫晕。风吹薄瓣，楚楚可怜。”在这篇名为《夏天》的散文中，他写的西瓜最传神：“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笔者尤其喜爱读汪曾祺写自家的趣事。他在动笔之前常常坐在沙发上“构思”，“我的儿女们看到我坐在沙发里‘直眉瞪眼’，就知道我在琢磨一篇小说。到我考虑成熟了，他们也看得出来，就彼此相告：‘快点儿，快点儿，爸爸有一个蛋要下了，快给他腾个地方！’”“我们家在甘家口住的时候，全家五口人只有一张三屉桌，老伴打字，孩子做作业，轮流用这张桌子。到我要下蛋的时候，他们就很自觉地让给我。我的小说大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一个“活庄子”

    很多人喜爱汪曾祺文字中的恬静与温暖、轻松与幽默，仿佛人生的苦难都与他无关。其实他一生经历过很多坎坷：抗日战争期间，他离开家乡，报考西南联大，毕业之后在昆明教书；解放战争期间，他流落到上海，失业，生活无着落，曾想到过自杀；解放后在北京文联做了几年编辑，后被定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劳改四年；之后回京到北京京剧团被“限制使用”……

    但你读他的文章丝毫感觉不到苦痛，没有抱怨，没有冷嘲，有的只是平静恬淡，快乐风趣。这也许与他豁达乐观的人生哲学有关。他是个乐观主义者，对自己经历过的苦痛经常会忘记，他的儿子说他善于“剪裁生活”，把生活中的苦难剪裁掉了，留下的都是快乐。他甚至还庆幸自己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随遇而安》）在张家口下放的四年中，他起过猪圈，刨过冰粪，扛过85公斤重的粮食，更多的是在果园里干活，给果树喷波尔多液，他认为“这是比较美的劳动”，“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的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有人见他精神状态不错，好奇地问他：“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汪曾祺的回答是：“随遇而安。”“‘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抱着这种“好玩的”心态，汪曾祺在苦中寻乐，发现生活中的美，挖掘人性中的善。“我的作品的内在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关于受戒》）他希望自己所写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他非常喜欢宋儒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的作品所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小儿女”，他对他们充满了温情，充满了同情，他自认为是“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

    “东张张西望望”的作家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汪曾祺的散文中，除了谈风俗，聊美食，话人生，还有很多篇幅谈到读书与写作。

    在现代文学史上，汪曾祺因其独有的色彩被称为“不好归类”的作家，他左手小说，右手散文，亦庄亦谐，独步文坛。他的短篇小说多为“小桥流水”，俗人俗事；他的散文亦多“轻贱平常”，随意散淡。自认为“写不出来大作品，写不出来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为喧嚣扰攘的现代人的生活带来一点宁静、一丝清凉。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就读四年，师从沈从文，是沈先生的得意弟子。他说：“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他认为影响自己比较深的作家中“古人是明代归有光，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西班牙的阿左林”。他的短篇小说《受戒》中即有沈从文《边城》的影子，“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儿像《边城》。”“他（沈从文）的小说里的人物，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的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不仅是小说，沈从文的散文对汪曾祺的影响也很深，他极其推崇老师的《从文自传》，认为这是一本奇特的书，“沈先生自己说这是一本‘顽童自传’。我对这本书特别感兴趣，是因为这是一本培养作家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人是怎样成为诗人的。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从这本薄薄的小书里学到很多东西，比读了几十本文艺理论书还有用”。

    有记者采访汪曾祺，问他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他的回答是：“我就是东张张西望望就成了一个作家。”在《沈从文的寂寞》中，汪曾祺谈到，想要成为一个作家：“要对生活充满兴趣，充满好奇心，什么都想看看。要到处看，到处听，到处嗅闻。一颗心‘永远为一种新鲜颜色、新鲜声音、新鲜气味而跳’，要用感官去‘吃’各种印象。要会看，看得仔细，看得清楚，抓得住生活中‘最美的风度’；看了，还得温习，记着，回想起来还异常明朗，要用时即可方便地移到纸上。什么都去看看，要在平平常常的生活里看到它的美，它的诗意，它的亚细亚式残酷和愚昧。”

    除了受到沈从文的熏陶，汪曾祺还深受明代归有光的影响，他喜欢归有光“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人的事”。他说“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他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像契诃夫”，认为他“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

    汪曾祺非常重视语言，对语言的重要性推崇备至：“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语言不仅是载体，它是作品的本体。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的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就会更多。”有人评价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没有什么，放在一起，就有点儿味道。”汪曾祺认为：“谁的语言都是这样，每一句都是平常普通的话，问题就在‘放在一起’，语言的美不在每一字、每一句，而在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句与句要互相连带，互相顾盼，痛痒相关。“文学语言不是像砌砖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一个人的文章写得很顺，不疙里疙瘩的，叫作‘顺畅’，写一个作品最好全篇想好，至少把每一段想好，不要写一句想一句。那样文气不容易贯通，不会流畅。”（《我的创作生涯》）

    汪曾祺旧学功底深厚，能书会画，能文能诗，他的散文常常是“文白杂糅”，普通话中带点儿文言文、方言，读来有韵味，有嚼头。他建议青年作家要读些古文，懂一点儿平仄对仗，学会写绝句、律诗，他在《幽冥钟》里写了这样的句子：“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在这里，“如果不用对仗，就会很啰唆，也没有意境”。

    笔者很喜欢汪曾祺在70岁时写的“自寿诗”，不妨拿来做此文的结尾。《七十书怀出律不改》：“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师。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