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的诞辰日，北京大学原东语系季老生前的同事、学生与“季羡林研习会”“季羡林读书会”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忆季老,传薪火”的季羡林先生109周年诞辰纪念会。本文作者张双鼓回忆了自己受先生关心提携的过往，缅怀先生做人为学的高贵品格。

    ——编者

    1970年8月，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之一的我来到北京大学江西鲤鱼洲分校学习印地语。1971年江西分校撤销,我们回到燕园校本部。林彪“自我爆炸”后，季羡林先生才被允许重上讲台，我这才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印度概况和英语，是季羡林先生为我们年级专门开的两门课。印度概况课虽然没有教材，然而先生讲课时文如泉涌，妙语连珠，把印度几千年的历史、党派人物、政经状况等介绍得一清二楚，充分显示出他的非凡功底。

    先生的成功观影响了我

    1974年7月，我毕业留校后被任命为教研室主任，和季羡林先生在一个教研室。当时印地语教研室有17位教师，是东语系最大的教研室。改革开放以后，印度语言文学学科因为有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被评为全国第一批重点学科和博士点。留校后，先生在与我聊天时谈及，要搞好教学和研究，必须多学几门外语。1976年，在先生的鼓励下，我辞去教研室主任一职脱产在西语系进修英语，这对我日后的教学、研究乃至在国外的学习、工作均受益无穷。

    季羡林先生对做学问终身坚持：要专心不二，要坐得住冷板凳；要实事求是，不要弄虚作假。先生去世后，新华社发表的消息称他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诸多领域建树卓著”。先生不仅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还能阅读俄文、法文。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包括：印度古代语言研究，特别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如《沙恭达罗》《罗摩衍那》《弥勒会见记》；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杂文和书法创作等。

    季羡林先生在一篇题为《成功》的短文中写道：“积七八十年之经验，我得到了以下这个公式：天资+勤奋+机遇=成功。”先生认为，从事学术研究方面，必须在“理论、知识面、外语、语文”上下功夫。先生曾多次说过，他认为最为自豪、最有价值的研究成就是《糖史》。他为此花费了17年时间，天天跑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先生这种对学术研究的方式和态度，为晚辈和青年学子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先生教导我扎实干事踏实做人

    在近40年与先生的接触和交往中，先生对晚辈的栽培、鼓励、支持和帮助，使我永生难忘。先生对晚辈总是语重心长，循循善诱，勉励我们多读书，扩大知识面。他要求我们，作学问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而且还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他还多次告诉我，手头要放一本词典，这就是你最好的老师。写文章时有疑惑，要随时查阅，不可想当然，否则会贻害他人。先生还说，文章或译文完成后，不要急于发表，要放一放，然后再修改，就会发现有不少需要修改的地方。先生的这些教诲，至今仍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言行，告诫年轻人只有勤学，下苦功夫，才能求得真学问，知识是树立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要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要注意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道德认知，注重道德实践。要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生活情趣。他谆谆教导年青学子要树立正确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先生毕生致力于扶持、提携和栽培晚辈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毕业的4000多名学生，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浸透着季羡林先生的心血。他扶持、提携和栽培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中青年学者。他希望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恢复高考前，北京大学留校的工农兵学员约400人。当时由于我们大部分是中学毕业，基础较差，特别是理工科的毕业生，一部分人因难以适应教学、科研的需要而受到排挤。这时，作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季羡林先生挺身而出，力排众议，直言告诫：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代人，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人！要爱护和帮助他们，要为他们安排时间补课。在季羡林等校系领导和前辈老师们的关心和爱护下，后来这批人绝大部分都成为教学、科研、党政工作和外交等领域的骨干，挑大梁，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先生说过，他喜欢怀真情、说真话的人。我作为学生和晚辈，深知先生的脾气和性格，所以在他的面前有什么说什么，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时讲错了，先生也不怪罪。有一次，我对先生说，北大培养了我们，但也害了我们。先生对此很诧异，问道，为什么？我说，北大人做事追求完美，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活得挺累，这不仅害了我们自己，也害了同事和下属。先生听罢对此表示认同。

    2002年，我被教育部党组任命为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教育参赞。当先生得知我调任新的工作时，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这时先生的得力助手李玉洁老师插话说，自从我担任教育部《神州学人》总编辑，先生就开始为我担心。没有想到先生对晚辈如此关爱，使我热泪盈眶，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师生之情如山似海，唯有师恩留心间。

    1999年，《中国教育报》开辟了“我的老师”征文栏目，让我写开篇。恰巧当年是季羡林先生的米寿，经过构思，于是撰写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1万多字的文章完稿后，我到先生朗润园13公寓住处，请他审阅。先生让李玉洁老师一字一句念给他听。先生边听边谦虚地说：“过奖了!过奖了！”最后，我征求先生的意见。他说：“没有与我一起工作20多年，是写不出这样文章的。”

    至今令我难忘的是，季羡林先生对我的关心和提携，在我晋升讲师、副教授时都对我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1999年，有一天先生让我去他家。先生问我，为什么不申报正高职称。我说，过一二年再申报吧。先生说：“不要再等了，我做你的推荐人。”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先生要做我申报正高职称的推荐人。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先生：“您说什么？”这时李玉洁老师责怪我说：“先生要做你申报正高职称的推荐人，你怎么没有听清楚呢。”

    2009年7月10日傍晚，我与夫人刘学敏在法国巴黎塞纳河畔荣军院附近的草坪上散步，突然回想起季羡林先生对我和家人（我和夫人及女儿都是先生的学生）关心和提携的点点滴滴，从心底感激先生的知遇之恩与提携之情。第二天早上，从凤凰网上突然看到先生仙逝的消息，不禁泪流满面。这也许就是第六感觉吧。季羡林先生去世后，《欧洲时报》用一整版刊登我撰写的纪念文章，以此寄托我和家人的哀思。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