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工作室”系列报道·典型案例③

    让小学教师做科研，这件事可行吗？

    对天津徐长青名师工作室的成员来说，这是一项硬任务。“不搞教学过不了日子，不搞教研过不了好日子，不搞科研好日子也过不长。”工作室主持人、天津市红桥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徐长青用三句话概括自己心目中教学、教研、科研的关系。他把课堂比作“田野”，是“扎根”，做科研则是“仰望星空”，让教师学会提炼和反思。

    成立12年来，徐长青名师工作室已有200多项课题，在众多名师工作室中以推动基层教师做科研而闻名。在这里，做科研不再遥不可及，而是一件“踮踮脚就能够得着”，又事关学术尊严的事。

    做能够用得上看得见的研究

    学具操作是小学中低学段数学的一个教学重点，但因为不好组织，很多教师在课堂上不愿意使用学具，在公开课才拿来“展示”。2017年加入徐长青名师工作室后，山东泰安小井小学校长赵晓兵以这个现象为切入点，开始了学具使用有效性的研究。

    ……

    工作室成员们的课题多为类似的“草根”研究，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追求题目的高大上，而是从微观着手，把课堂上的小问题细细地进行解剖。

    “做小微研究，做真研究，做自己的研究，做能够用得上、看得见的研究。”徐长青给工作室成员们提的这条要求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家看问题的视角。

    2008年加入工作室时，天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数学教师叶鸿琳已拿遍天津教育界各类比赛的一等奖。进入工作室后，他开启了从实践者到研究者的转变。

    “我开始更关注课堂中学生的行为。如果仅看分数，小学阶段是区分不出来的，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强吗？真的会学吗？”在叶鸿琳看来，教育科研是把教学的细节放大，“让教师看到成绩背后那些比成绩更重要的东西。”

    那么，教学细节是如何转化为科研的？

    加入工作室后，叶鸿琳的第一个研究便是教师在课堂中的行走路线。经过观察和做实验，他找到了最合适的教师课堂行走策略：讲重难点，要站在讲台上，并且配合手势吸引学生；轻松的话题和发散性问题，可以走到学生中；游走只适合观察学生个体或组别学习效果，应该是课堂中最少用的一种。

    多年里，叶鸿琳感到很多工作室成员从被动研究走向主动研究。拿他自己来说，先后研究过备课、课堂提问、班级的从众心理等问题，“我是‘泥腿子’研究者，提出的理论不‘高大上’，但都是能看得见、用得上、摸得着的策略”。

    紧紧抓住教师的学术尊严

    徐长青是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和兼职教授，他给10多名研究生上课时，教室里却常常坐着50多人，其中很多都是从各地跑来听课的工作室成员。

    2018年，赵晓兵和另外18名泰安教师每月在天津和泰安之间往返两趟，与研究生们一起学习了一个学期。正是这半年的学习，让赵晓兵掌握了基本的科研方法。

    进入工作室前，赵晓兵也做过研究，但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欠规范”，“原来我查资料都是百度，通过学习才学会了用知网，学到了怎么作文献综述、作汇报”。

    徐长青介绍，能够加入工作室的教师基本都有多年教学经验，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很多人科研意识已经淡化。跟研学习，目的是帮助他们重新树立科研的意识和范式。

    随着工作室不断发展，成员由最初的8人逐渐增长到目前的300余人，基地校达到247所，覆盖了全国27个省份。除了方法论层面的学习和规范，如何在没有行政约束的情况下管理工作室？怎么调动工作室成员的科研积极性？

    徐长青的答案是：紧紧抓住教师的学术尊严。在他看来，工作室成员们因共同的价值追求而走到一起，工作室也应起到激发教师自我成长的良性作用。

    工作室成立至今，徐长青始终以“六个一”的研修目标要求成员：资助一名学生、承担一个课题、发表一篇文章、组织或主持一次大型活动、上一节面向区以上的公开课、带出一个团队。

    工作室里，人人有课题，人人有课例。“我们是用研究课题的方式研究课堂教学，再用课例去呈现研究成果，我始终认为课堂和课题不能分开，研究与实践必须打通。”徐长青说，为了让研究看得见、用得上，课题答辩的一个环节，就是把研究成果以课例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你的研究结论是在7个关键处提问能够提高课堂效率，你就要用一堂课来说服大家”。

    学术尊严还需要机制来保障。徐长青名师工作室注重课题的阶段性管理，严格规范立项、中期汇报、结题辅导、结题答辩等环节，优秀课题将召开专场研讨会。“工作室要求把精力用在研究过程上，不要‘两头忙’，要督促成员们扎扎实实、真刀真枪地做研究。”赵晓兵说。

    “田野”中来的科研最终要回归“土壤”

    科研从“田野”中来，最终要回到“土壤”中去。

    工作室每年举办两次内训会，不仅解答成员们在教学中遇到的突出问题，还会把工作室最新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内训会现场还原课题的研究过程，教大家数据采集等操作技法。徐长青举例说，比如教师视域的研究，发给大家一人一张课堂观察量表，教师们有不同的分工，有的教师专门坐在教室前，捕捉某一组学生一节课的面部表情变化。又比如课堂教学提问频次的研究，教师每提问一次做一个标记，再针对答没答出来、有没有追问等分别记录，以此来分析提问频次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好的方法只有得到推广、被使用才具有实际意义。”徐长青说。

    在工作室，很多成员实现了自己的“二次成长”，很多人成为校长或者地区教育科研攻关的领头雁。如今，工作室有正高级教师12名，特级教师9名，省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50余名。在工作室倡导下，不少成员成立了自己的团队，开始带动身边的人搞科研。

    在天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叶鸿琳负责全校的教育科研工作，并有了自己的团队。他喜欢听课，学校每名教师的课他每学期至少听一次，参加赛课教师的课他甚至听七八次。他促使学校从“关着门上课”，变成了“开着门上课”。

    对于天津市蓟州区第六小学教师孟庆阳来说，加入徐长青名师工作室后他变化最大的是思维方式，“做科研让我更敏锐地发现学生需要怎样的学习、怎么教才能帮助学生，做科研就是帮老师们找到类似问题的答案”。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小学教师做科研的必要性在哪儿？“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科研氛围不浓，很多教师实践经验丰富，仅靠经验教师的成长具有偶然性，如果把经验通过研究提炼为规律，偶然就能成为必然。”这是徐长青的答案。

    “老师应该做发光的人，让理性之光照亮课堂。”在采访中，徐长青反复提到“理性”这个词，在他看来，科研便是理性的那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