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进入其中一个较大的洞窟时，霍巍震惊了：满目丹青！四壁满绘象征佛教宇宙观念的曼荼罗（坛城图），天然矿物颜料使得壁画历经千年而弥新，如同缀满珠宝的巨幅锦绣。窟顶是四套斗形藻井，这种模仿佛殿结构的覆斗室形制，普遍流行于隋唐时期开凿的洞窟之中。

    中原风格的龙凤，波斯风格的双狮，克什米尔风格的神佛、菩萨……洞窟中壁画的造型、绘制技法吸收多方艺术，而又浑然一体，青、蓝与绛红色调的猛烈碰撞，勾勒出一个既轻逸雅致，又朴拙厚重的佛国净土，让人联想到了龟兹克孜尔，想到了丝路敦煌……

    眼前的景象让考古队员们震撼，全身如同过电，横扫倦意。大家马上投入工作，忙着测量、绘图，却没有注意到，为他们引路的牧羊女已悄然离开。

    后来，皮央东嘎石窟群在国内外引发轰动，虽然当时还无法判断其准确的开凿年代，但根据其创作风格推测，应当在古格王朝早期，即学界所称的“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在霍巍看来，如此宏大精美的石窟寺，没有相当的财力、人力，是不可能完成的。

    皮央东嘎石窟群的发现，不仅从侧面反映了古格王朝早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更补全了佛教艺术发展链条中重要的一环。置身金碧辉煌的殿堂之中，人们甚至可以想象，一拨拨来自东亚、中亚、南亚等地的佛教僧侣、能工巧匠，带着虔诚的心，通过不同的通道，在阿里高原汇集，交流思想、碰撞智慧，焚膏继晷，将不同的文化付诸笔端、荟萃一堂。

    重大的考古发现固然让人欣喜，而让霍巍念念不忘的，还有那个引路的牧羊女。三年、五年、十年……此后每一次到阿里，他都多方打听，苦苦追寻小女孩的下落，可惜始终没有结果。

    为考古队开车的藏族司机深受感动，他劝解霍巍：“佛陀苦修时，有‘牧女献糜’，助他证悟得道。上天知道你们是来保护文物的，就派‘牧女引路’，这是缘分啊！”

    霍巍释然了。

    不少人印象中，考古如同近年来流行的盗墓文学一般，惊险、刺激，充满神秘。但在霍巍看来，考古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平淡而琐碎的，“谁也不知道一铲子下去，到底能发现什么。偶然与必然，努力与运气，科学与探险，常常交互作用”，唯有抱着敬畏之心、平常之心，“但行好事”。

    寻找中国考古之路

    在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人类何时涉足？如何生存？高原文明的发展与演进，是否和世界其他地区有相似的历程？这许许多多的空白，让霍巍魂牵梦萦，步履难停。

    上世纪70年代，童恩正带领学生开始进入西藏考古，于1979年发现了西藏第一个新石器时代人类村落遗址——卡若遗址，填补了西藏史前历史的空白，同时也开辟了西藏考古这一专业领域。此后，霍巍又举起接力棒，将西藏考古发展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显学。

    2013年夏天，霍巍和学生仝涛在象泉河流域的噶尔县调查时，发现一批公元3世纪左右的墓葬，他们认为这批遗址属于比古格王朝更为古老的象雄文明。藏文文献中记载，象雄疆域辽阔、国力强盛，是西藏本土宗教雍仲本教以及藏医药等文化的源头。但文献和传说中所述的象雄，大多无法从考古材料上来加以确认，留给后人无数历史谜团。

    8月是阿里高原的雨季，连绵的雨水让泥土格外酥松，一辆卡车行过，把路面碾出一个大坑。附近古鲁甲寺的僧侣帮忙把卡车抬出来，发现这个大坑底下竟然是一座墓葬。这一偶然的发现，引起霍巍团队的极大兴趣。

    一清理，不得了！墓主人头戴黄金面具，浑身裹满丝绸，在头部附近的丝绸上，考古队员发现了“王侯”两个汉字。霍巍认为，带着汉字的丝绸，不可能是当地出产的，极有可能是中央王朝赠予当地贵族首领的礼物。

    发现还在继续。考古人员在出土的一些铜器和木器内发现茶叶状的食物残渣。经检测，这些残渣的确是茶叶，碳十四测年距今1800年左右，成分与汉景帝阳陵中出土的茶叶完全一致。

    “我们的历史书上写着，唐代文成公主入藏，第一次给西藏地区带去了茶叶。但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却发现了汉晋时代的茶叶，比文成公主时代还要早几百年。”霍巍说，“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奇妙的收获吗？”

    在霍巍的考古人生中，这样的“奇妙收获”实在不少。当把越来越多的考古线索联系到一起，一个崭新的概念渐渐在他的头脑中建构起来。

    “在皮央遗址，我们发现的一柄双圆柄首青铜短剑，与四川盐源出土的短剑类似，甚至三角形的纹样都是一致的；又如在拉萨出土的一柄铜镜，镜柄样式是西方的，但镜面纹饰在云贵高原出土的同类物品中多有发现。”在霍巍看来，青藏高原与中原内地，山河阻隔，假如没有贸易或人员交流，很难想象有这么多的巧合。

    “过去人们讲到丝绸之路，往往想到的是北边的陆上丝路或者南边的海上丝路，但青藏高原是封闭的吗？从考古发现的角度说，绝对不是！”霍巍谈到，西藏考古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证明“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存在，青藏高原自史前以来，便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这条‘路’并不是特指‘某一条路’，而是一个网络，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王朝统治的背景下，长期存在的文化交流通道。”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提出，引发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但在霍巍的叙述中，这样的成果与川大考古系数十年来坚持的学术道路密不可分。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着几千年连绵不绝的文化传统，更有着独特的文字和文献体系。”霍巍说，如何在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时期考古之路，是川大几代学人苦苦探寻的目标。

    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在继承宋代金石学、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把传统金石文献的范围扩大到甲骨、简牍等地下出土材料，提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开创“二重证据法”，深刻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1937年，著名的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家冯汉骥受聘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成了川大考古“第一代”。冯汉骥对二重证据法十分推崇，主张考古与文献并用、互相印证。同为川大考古系泰斗的徐中舒，更是提出将考古学与民族学、民族史、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将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从此，重视文献成为川大考古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霍巍深受“川大传统”的影响，所获如春风化雨，点滴在心。

    霍巍的研究生导师张勋燎，是考古系的“第二代”。他告诫学生“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要用纵横联系的眼光看问题，把原本看似孤立的考古材料，摆回到它的历史背景当中去。

    霍巍说，当年老师传授的方法，让他受益匪浅，也成了川大考古系的传家宝。如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川大考古系不断弥补在田野考古方面的短板，在山地考古、西南考古、道教考古、藏传佛教考古等领域独树一帜，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理论和方法。

    这过程中的酸甜苦辣，霍巍最能体会。“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张勋燎说话的神情和语气，至今深深印刻在霍巍的心里。

    （参考资料：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霍巍：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时代使命》、《川大教授霍巍、李永宪：我们与西藏考古的三十年》、《霍巍：西藏考古发现与“高原丝绸之路”》、四川大学明远考古文物社口述历史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