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奋进新时代

    “目前水稻长势喜人，已经具备了高产的苗情基础。”这些天，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种粮大户朱春华正在稻田里忙着进行水稻管护作业。

    50年前，爷爷辈们种地用牛耕。30年前，父辈们种地用小型手扶拖拉机。如今，自己种地用上了大型拖拉机、植保无人机。“过去一个人每天只能手工插秧0.7亩左右，如今一台大型插秧机一天能插60多亩。”朱春华算了一笔账，全部采用机器插秧后每年能节约成本近10万元。

    农业，自古以来被视为国计民生的根本。今年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更因粮食安全让农业成为焦点。事实上，近年来我国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举措，大力推动农业向现代化发展。无论城市周边的小巧田园，还是各类农作物主产区的大片土地，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着千百年来最为显著的变化。这一趋势也必然促使农民逐步脱离简单劳动力的角色，更加需要技术技能的支持。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民这支主力军的能力素质要求是什么样的？教育如何响应？记者进行了调查。

    100多户的地，六七个人就种了

    北京市顺义区种粮大户薛新颖跟土地打了十几年交道。当年，她在亲戚朋友一致的反对声中，放下了手中的建材加工生意，回村帮父亲种田。

    “当时土地比较分散，我们开着播种机给各户播种，20户人家要换20次不同的种子，一天的时间大部分都浪费在换种子上面了。”薛新颖当时就想，如果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就能大大节省时间成本和人力。十几年后的今天，薛新颖组织150余户社员创办了合作社，耕种农田面积达4000亩，购置了40多台大中型农业机械。“现在，六七个人完全可以胜任田间的生产管理，未来还打算试点无人驾驶收割机。”薛新颖说。

    2010年前后，正在外乡务工的朱春华注意到，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政策，这让朱春华觉得规模种植大有可为，于是他回乡承包了200多亩土地专职种地。这200亩土地，不再是“靠天吃饭”。朱春华主动学习农业技术，购买了很多新型农机设备，承包第一年就赚了12万元。尝到甜头的朱春华越干越有劲，承包的土地也越来越多，目前已经达到了1100多亩。

    “农业规模化经营逐步取代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加快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农民群众实现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和渴望。”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表示，一方面，2018年我国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53岁，比10年前提高6.8岁，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必须加快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另一方面，对于土生土长的青壮年农民，他们担负着农业转型升级的新使命，更加需要依赖有效的组织来充分对接市场，急需创新培养形式，把他们培养成市场化复合型人才。

    返乡人员也在充实着农业劳动力队伍。数据显示，目前返乡人员总量达到740万人，年增量超过100万人。张桃林认为，对于返乡人群，迫切需要帮助他们熟悉农业产业特点、补齐农业知识短板，提高他们的创业成功率，带动更多人才回流农村。

    懂技术、善经营，还要有生态环保理念

    水肥一体化灌溉、测土配方施肥、土壤温湿度智能检测……这些年，各种新技术在薛新颖的农田里轮番上阵，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一种本领恐慌感不时向薛新颖袭来。而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壮大，如何帮助社员扩大销路，让农产品走进更多市民的餐桌，也成为困扰薛新颖的难题。

    “做新时代的农民不能蛮干傻干，要用新知识新技术武装自己的头脑。”利用农闲时间，薛新颖主动报名参加各种培训，她还走进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系统学习农村经营管理知识技能。

    据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形成一支1600万人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5亿多乡村人口的庞大基数面前，高素质农民数量占比显然偏低。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一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仅为1.2%，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最高。另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农村居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4.93%，远低于全国公民8.47%的平均水平。

    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明确要求，“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造就更多乡土人才”。

    “这为高素质农民培训明确了目标和方向。”在朱启臻看来，高素质农民不仅要熟悉农业生产规律，掌握先进技术，还要掌握现代市场理念，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努力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

    最近一两年，薛新颖利用学习到的市场营销知识，实现了小麦、山药、黑花生等农作物的深加工，打造拳头产品，并且注册了“硕丰磊”“箭杆河”等农产品商标。朱春华也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通过培训，他了解了绿色农业的发展理念，以及无公害、绿色食品的市场需求。

    “以前都是‘大水大肥’‘下猛药’，自从改用有机肥料后，田间泥土变松变软了，水稻田里出现了很多小龙虾和蚯蚓，水稻长势更好、病害更少、产量更高。”最近一两年，朱春华的农场成为了农业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基地，还成功申请了绿色食品认证。

    在朱启臻看来，农业现代化不仅是技术的现代化，还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培养高素质农民对农业的感情和责任，厚植“三农”情怀，走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

    高素质农民需要系统化的职业教育

    尽管农事繁忙，朱春华每年还是会抽出20多天时间参加培训：“近年来明显感觉培训机会越来越多，以前只有街道组织的短期培训，如今能够走进高校、科研院所，培训地点也由南京拓展到了扬州、浙江德清等地。”

    事实上，这并非朱春华的个人感受。推动农民培训工作，国家政策正持续发力。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2013年至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对农民培育工作进行了部署，培训对象不断扩大，培训主体走向多元化，奖励扶持政策也逐渐完善。

    “近年来国家对农民培训支持力度很大，培训体系日益完善，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农民培训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含金量。”朱启臻认为，一些地方的农民培训仍不同程度存在重理论轻实践、培训方式不够“接地气”、培训资源分散多头管理等问题。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一项基于江苏、广西的调研显示，目前培训对象遴选的针对性有待提高，参训学员的需求性还没有充分挖掘，与产业脱节的宾馆式、理论式培训仍然存在；课程设置关注传统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关注较少。

    “高素质农民不是简单靠几场培训就能培养出来的，需要对农民开展系统性、专业化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级讲师赵志磊说。2019年，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启动实施“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行动计划”。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扩招200万人的任务，给农民进入职业院校学习提供了更多可能。

    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杨永杰看来，职业院校是高素质农民培育的主要力量，具有师资、课程、平台等方面的优势，尤其是能对农民开展系统性、专业化的学历教育，有助于全面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

    在高职扩招背景下，今年一系列鼓励职业院校培养高素质农民的地方政策陆续出台。安徽省明确提出将在职业院校中普遍建立起高素质农民培训的长效工作机制，将全面落实高素质农民培训的补贴政策，按规定给予职业院校培训补贴。山东省提出，探索农民培训与成人职业教育衔接培养机制，鼓励培训机构与职业院校对接，组织培训过程中有学历需求的参训人员与职业院校对接，建立培训课时与学分转换机制。

    现代农民应建立终身学习账号

    去年7月，薛新颖顺利拿到了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毕业证书，从此有了新的身份标签——农民大学生。在她看来，从这段学习经历收获的，不仅仅是农产品营销与策划、品牌管理等实用知识，更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转变了发展理念，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老师的启发下，薛新颖建设了农业科普基地，为中小学生体验农业生产活动提供平台。

    “当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成为北京新的农业增长点，京郊农村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杨永杰介绍，2016年，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开始实施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工程，在学院农村经营管理专业基础上，开设休闲农庄经营管理、家庭农场经营与管理、农民合作社运营与管理等7个专业（方向）。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为此，学院创新弹性教学机制，实施3个1/3，即集中面授、线上教学及现场巡回指导各占教学学时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