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以语言文字为表达工具，文学创作注重以生动的语言形象化地表现社会生活，而文学史则主要以思辨的语言抽象地叙说文学发展演变历程。这似乎约定俗成，也仿佛天经地义,因为文学创作追求鲜活逼真地描写社会生活，而文学史是对既往文学创作及文学现象的梳理和述评。如果说，前者更加青睐感性具象的描写，那么，后者则更多钟情抽象理性的分析。上大学时，我曾将图书馆里十多种《中国文学史》找来翻阅，在饕餮知识盛宴的同时，对书中疑点和难点提出过种种问题，却从没有想到过文学史的写法会有别的途径和方式。

    触动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一家出版社约我主编一套面向青少年读者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丛书”。在执笔撰写《中国文学精粹》一本的过程中，为适应青少年阅读，尽量使文笔生动有趣一些，不得不在多种古籍资料中搜寻一位位大作家的生平故事，以及他们创作经典作品的佳话趣闻。这一“搜寻”让我意外发现，各种典籍对不少大作家的记载，不仅内容远比原先预料的详备丰富，而且写法也比预先想象的活泼有味。拿《史记》来说，司马迁介绍每个大作家和大思想家，如孔子、庄子、屈原、司马相如等，都以“列传”（孔子以“世家”）的形式，相当出色地写出他们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成就，使这些大家的形象较为鲜活地耸立于我们眼前。再如《世说新语》，它对“竹林七贤”等晋代文人的言谈举止和轶事趣闻，颇多传神刻画和记叙，异常精彩地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生活情状。其他各个朝代的大量笔记杂录、野史逸闻，以及诗话词话等，也以相当丰赡的史料，对历代作家的人生旅程和创作佳话多有记载和描绘。

    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多年来基本恪守学术史著述的模式，对这类史料似乎不甚重视，写到每个大作家时，几乎总是像填写“干部简历表”一样，姓名、生卒、籍贯、履历等，接着就是一段接一段的作品分析。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史不能有多种写法，尤其是继承《史记》所开创的史传结合的传统，既介绍作家之“文”，又描绘作家之“人”，使作家的人生风貌和他的杰出作品互证互释、彼此阐发、相映生辉呢？朱光潜先生曾称赞小泉八云（原名为Lafcadio Hearn，拉夫卡迪奥·海恩）在日本东京大学讲授西方文学的讲稿《文学导解》，把一位位西方文学大家及其作品讲“活”了（《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453—467页）。为什么我们不能吸收其长处，把中国文学史写得更加饶有兴味呢？

    于是，我想到用“演义”的形式来写文学史。演义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写作样式，它由宋元之际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一般以章回体的方式，标明回目，分章叙事，多用来讲述历史故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也有应用于其他领域，比如章回体新闻等。演义体的写法比较自由，可以叙述情节，描绘人物，也可以援引例证，插话评论。这一特点，正符合生动活泼地写作文学史的要求，即：不仅勾勒中国文学的演进历程，而且描绘一位位大作家的人生风貌；不仅赏析那一篇篇脍炙人口的经典杰作，而且写出它们在创作或流传中的佳话趣闻。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大作家写出一部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固然具有极高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但他们在人生旅途上，如何对待事业功名、家庭爱情，如何处理悲欢离合、成功挫折，以至生死存亡等一系列问题，同样能给人许多思想启迪和人生教益。大作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敏于感悟和传达世道人心的智者，不仅他们创作的名篇佳作值得细读玩赏，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往往也是一部精彩的著作，同样值得品味体会。

    人生与作品本来紧密关联。一个作家之所以显示这种或那种创作特色及风格，与他的性格气质和人生遭际等，无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家笔下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人物、场景及情感，与他的人生经历和具体生活环境等，多半也摆脱不了盘根错节的瓜葛。曹操写出千古名篇《观沧海》，是他大败袁绍残部，登临渤海之滨碣石山，眺望浩渺无垠大海的情感抒发。李白写出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是他流放夜郎途中遇到大赦，从奉节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喜悦之情的酣畅表达。一部文学史，如果只是将各个朝代文学发展的实绩甲乙丙丁地推送给读者，而忽略对作家人生重要节点的描述，忽略对经典作品创作动因的捕捉，就难以让人真切感受到作家创作过程的丰富多彩，以及他们创作个性形成变化的内在缘由。

    基于这些想法，就有了我学术著述以外的一本“闲书”——《中国文学史演义》。它从远古神话起笔,经诗经、楚辞、汉赋、魏晋诗文,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叙说中国文学史数千年演变历程,力求线索清楚、详略得当；对各个朝代的杰出作家、经典作品和重大文学事件,尽量描述准确,阐释精到。它并不着意对中国文学史上疑点难点进行梳理和研究，我不是文学史专家，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它只是中国文学史的一种通俗读本，只是用章回体或者说演义体的形式，把我心目中的中国文学史壮阔图景，尽量明晰生动地勾勒并呈现出来。书中我想避免两点：一是枯燥无味，晦涩难懂之弊；二是戏说历史，胡编乱造之短。

    写作的过程，语言小舟在烟波浩渺、浪花飞溅的文学史激流里穿行，我常常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超越具体时空的状态中，似乎同时代表此刻的今人与从前的古人。孔孟热心济世的呐喊、老庄虚静无为的逍遥，李白奇伟瑰丽的想象、杜甫沉郁顿挫的深挚，白居易的多情善感、苏东坡的天纵才华……他们仿佛一尊尊千姿百态、能量无穷的巨人塑像，矗立于逶迤而来的文学史长河之中，与我们喃喃私语，向我们诉说创作伟大作品的奥秘。我在他们面前顶礼膜拜，透过玄妙如天籁的文字密码，探寻一篇篇千古绝唱的音符与旋律。我尝试把散乱、冰冷的文字之牌，抓到手里重新调配组合，以故事佳话为纽带串联名家名作、以简练明快和畅达好读的语言为呈现方式，激发读者在脑海里展开飞翔的翅膀，将文本还原成一个个具象世界，真切领略大作家的才情气概和人生风采。

    文学史不仅是文学的历史编年和知识汇聚，同时也饱含审美熏陶和人格塑造的功能。高尔基曾深刻地将文学解读为“人学”，其原因就在于，文学杰作除了以优美的语言反映纷繁复杂的人生世象外，无不内蕴明亮健康的价值观和追求公平公正的道义感，给人以善良人性和高尚情怀的心灵滋养。因此，追踪我国历史上诸多历经坎坷仍跋涉向前大作家的创作足迹，在扫描探视他们如何锤炼出栩栩如生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悠远深邃的意境、口口相传的警句时，更要发掘他们赋予艺术形象显在或潜藏的深厚蕴意，揭示其中对博大胸襟、坚韧意志、高风亮节、超凡智慧等的赞美，以传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人格情操。

    以章回体的形式“演义”中国文学史，如何做到学术的严谨性与演义的生动性兼顾并良性互动，是无法回避的难题。本书所叙述的文学家以及他们的趣事逸闻，采取“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在严格尊重史实、保持人物和事件真实的前提下，允许在细节、环境、气氛、对话上有某种程度的点染和充实，史料极端缺乏之处，采用一些传说故事加以弥补。不过，这些充实和弥补，却绝非凭空臆造，而都是以一定史料为依据的。这些史料，有的见于正史、类书、诗文集，有的见于诗话、词话、野史、杂记，均有案可稽。每一章回的末尾，都有注释交代参考资料，以示持之有故，信而有征。当然，一些史料的真伪及可信程度，历史上和当今学界有不同看法，笔者所以不避争议选取采用，主要在于其内容与某一作家作品的总体精神相契合，有助于刻画作家形象和把握作品蕴意。我期望本书在注意演义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同时，又把握住学术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中国文学史演义》199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首版,到1996年已3次印刷；后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推出32开普通本和16开珍藏本两种版本并多次重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也出过一个版本，还有一些令人讨厌却无奈的盗版。在海峡对岸，台湾正中书局1996年推出中文繁体字首版，相继有一卷本、三卷本、豪华本等不同形式刊本,2002年起被选为台湾高中“国文课”（即我们的语文课）的最佳辅助教材，迄今再版重印已50多次。

    此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好看的中国文学史》，乃《中国文学史演义》的最新修订本。出版社帮助改定此书名，我想并非说书写得好，自知这本早年的拙著有诸多缺陷和不足；其所谓“好看”，只是指通俗易懂、易读易看之意。在此意义上，现书名也算一种切题的表述，何况老酒换个新瓶来装，多少总能给人一些新鲜感呢。

    作者小档案

    钱念孙，1953年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历任安徽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英国杜伦大学、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和汉普舍尔学院客座教授。出版著作26部，先后五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另获“田汉戏剧奖”（理论一等奖）等省部级奖十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