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与丈夫大卫在南海山村。 1948年春，河北省获鹿县南海山村附近一山沟中，叶剑英（左一）到此地视察时与大卫（左三）和伊莎白（左四）等人合影。 2020年秋，伊莎白在儿子柯马凯陪同下，与朋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宿舍楼下小花园遛弯。
本文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日前，笔者应伊莎白的儿子，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北京京西学校的创办人柯马凯先生之邀，来到伊莎白生活了65年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老家属楼。在楼下的小花园，我遇到了正在遛弯的伊莎白，过往的老师们都热情地向她打招呼，有的还停下来，聊上几句。步入家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周恩来总理的画像，家里最多的就是各种书籍，书柜中的照片似乎讲述着主人的不凡经历。

    中国是她的第一故乡、第二个祖国

    与中国的百年情缘，从亭亭少女到世纪老人，留在105岁的伊莎白记忆深处的童年美景仿佛还是触手可及。白鹿河清澈的流水、田埂上的水牛和农夫、漫山遍野的小花、郁郁葱葱的松林、掠过白鹿顶的云海、清新空气中阳光的味道，还有那首古老的歌谣：山悠悠，水悠悠，白鹿顶上路悠悠……这就是她梦想开始的地方，她的第一故乡。

    1915年12月，一个新生命在成都的仁济医院诞生了。她就是伊莎白。伊莎白的父亲饶和美1912年任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主任，母亲饶珍芳1915年创建了中国第一所蒙台梭利幼儿园,曾任成都市弟维小学校长、成都市盲聋哑学校和成都加拿大学校校董。父母希望孩子能善良淑美、顽强如梅，就给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字饶淑梅。

    伊莎白的童年多半是在中国度过的，在成都上了小学和中学。1928年，父母把她送回加拿大念书，1938年，她获心理学硕士学位后回到成都。因从小接触少数民族和农民，她对中国的农村和人类学非常感兴趣，回中国后就在雅安汉源彝族地区和阿坝理县藏族地区做社会调查和探索乡村社会实践。1940年，伊莎白与大卫·柯鲁克在成都邂逅，两年后，两人在英国伦敦结婚，新婚后共同奔赴了反法西斯战场。1947年11月，他们带着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和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信，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来到中国河北太行山下的解放区十里店村，调研正在进行中的土地改革。

    1948年春，伊莎白和大卫完成了此次调研。临辞归国之际，受中央外事工作负责人王炳南同志的深情挽留，经慎重考虑，他们决定留在中国任教。

    同年夏天，他们前往河北省获鹿县南海山村，在叶剑英、王炳南直接领导的中央外事学校教授英语，从此开启了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教育征程。伊莎白回忆道：“当时叶剑英亲切地说，新中国即将诞生了，我们非常着急，在为新中国做准备，需要一大批外事人才，想聘请你们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外事学校。”握着叶剑英温暖的大手，伊莎白和大卫终于成为中国革命的直接参与者。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伊莎白和大卫一起站在长安街的看台上，与数十万名群众兴高采烈地欢呼，他们内心的豪迈随着五星红旗同时升起，顿觉自己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家庭中的一员了，中国已经成为自己的第二个祖国。他们满怀信心要在这个充满无限希望的国家做好教育工作。

    虽然伊莎白是加拿大人，“但她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柯马凯说，“母亲对我的教育跟中国人一样，从小教中国传统文化，母亲的身上有着深深的中国文化烙印。母亲的饮食绝对是四川口味，回锅肉、麻婆豆腐、夫妻肺片都是她最爱吃的菜，标准的成都胃！”

    抗战时期，为了研究如何建设乡村，改善农民生活，伊莎白翻山越岭到藏区，历尽艰辛进入彝族聚居区，穿着草鞋，走遍了兴隆场。她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变迁，投入了乡村建设运动。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都被翔实地记录在她的著作里，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为培养中国的外语人才，伊莎白从十里店来到南海山，再到北京，面对艰苦的办学条件，她和中国同志们一起白手起家，辛勤耕耘30多年。

    中苏关系破裂后，伊莎白和大卫可以回英国工作，但是他们选择了留在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工资减半，后来国家外专局和学校商定将他们的工资下调30%。这一调，就是20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风雨的他们，把这段经历看作人生自我反省和学习的机会，没有半句怨言，不计个人得失与恩怨，因为他们在决定留在中国时，就准备无论作出什么样的牺牲，都将继续积极地投身于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

    伊莎白怀着国际主义精神，加入到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从中央外事学校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始终在岗位上勤勉奉献，推动和见证了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1981年，66岁的伊莎白退休了。退休后的伊莎白，依然没有停歇。她多次返回西南地区，为当地农民解决实际困难，为贫困家庭孩子设立助学金；还前往内蒙古、宁夏、新疆和青海等地，帮助开展外语教学活动，并带队到国外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可谓老骥伏枥。这一切，都源于她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她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时光荏苒，她始终不离不弃。伊莎白说：“我们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参与者，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信任使我们有了归属感，我们从不后悔来到中国。”她虽金发碧眼，但怀着一颗中国心，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将自己毕生心血都献给了深爱的这片土地！

    投身新中国英语教学

    1948年6月，伊莎白参与创办的中央外事学校在河北省获鹿县南海山村成立。

    伊莎白刚接触英语教学时，也有过忐忑，她跟领导说自己没有教学经验，但领导告诉她，“你的母语是英语，你讲英语就行了”。伊莎白回忆道：“我和大卫一开始确实都很缺乏专业的教学经验，但好在我们都很了解中国革命，我非常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是如何建设的，想了解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

    在战争中开展教学，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伊莎白和大卫与学生们同吃同住，想方设法机动灵活地开展教学。大家带上小马扎，户外、郊野，遍地都能成为他们的课堂。

    伊莎白回忆道：“当时，国内正处在国共激烈交战时期，学校的条件极为简陋，既无宿舍，也无校舍。师生们都住在各个村落的老乡家，上课一般都在户外空地。白天上着课，经常会有国民党的飞机来扫射，大家就紧急躲到壕沟里。叶剑英校长觉得这样还是不安全，他指示我们白天在田间学习。后来淮海战役爆发，飞机再也不来了。”

    学校成立时，仅7位教师，30多名学生。学生的水平相差不少，就分成高、中、初级进行差异化教学。没有现成的教材，大家就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英文报刊上的文章。伊莎白常常用打字机工作至深夜，定稿后再刻蜡板印制，一本本简洁实用的英语教材就是这样“出版”的。

    在英语口语的教学中，伊莎白打破先发教材让学生预习的传统，提倡先让学生看教师在课堂上作特定情境下的对话演示。那时学校没有录音机，她就亲自演示，两三次后再让学生参与。课后分发教材，进行分组练习。伊莎白本身声音就轻，不断地演示，嗓子很难受，但是她一点儿不顾及自己。这种教学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学生每学期都可以学到二十几个场合下最通用的口语。

    为了给学生们营造说英语的氛围，伊莎白还在课上课下抓住一切机会跟学生用英语对话，组织学生观看优秀的译制电影，定期举行英语晚会，在寓教于乐中提高学生外语实践能力。为丰富课外活动，她还组织诗社和阅读小组，举办“口语周”等，并邀请外国友人来校作讲座，周末组织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人和学生们游园交流。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部队急需英语人才。在周总理的授意下，北外开设了16人的小班，由伊莎白和大卫负责专门的培训。为达到培养目标，教师们白天上课，晚上继续辅导学习困难的学生。令伊莎白印象深刻的是，“人们对参军的热情非常高，人人都带着一种无以言表的自豪之情。待他们英语足够好之后，就去了战场”。

    在教学过程中，伊莎白非常关注学习困难的学生。她经常给他们做一些句型训练，分析最常见的语法错误。她将学生们分成小组，把成绩较好的、中等的和学习比较困难的学生安排在同组。这样进行口语及写作练习时，成绩好的学生就会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时间久了，困难学生的成绩就提高了。多年后，伊莎白遇见当初班级里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时，带着歉意表示当年如果不让她去帮助其他学生，而是给她一些特殊的辅导和训练，她会更加优秀。这名学生听后，感到非常惊讶，说：“没有啊！您教会了我怎样做人！”

    伊莎白还曾为外交部培养了首批口译人才。她回忆道：“学校派我和吴千之去任教，吴老师教阅读和写作，我教听说。我精挑细选各种各样的录音带给学生们进行听力理解和模仿。经过一年多的专门训练，那个班里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上世纪60年代，伊莎白还对英语阅读开展了教学实验。她认为，学生需要大量的广泛快速阅读，而不是把时间都用在分析阅读上。这样，学生在学语言的同时,也能增长知识。她回忆说：“教学实验组有钟述孔、张汉熙和我。我们选择了两个最好的班级，每两周教一个主题。比如这次教非洲主题，就先选择一篇短文精读，进行语言分析，然后选择经济、历史、文化等不同层面的文章泛读，泛读时不仅要阅读理解，还要对内容进行讨论和辩论。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章是为语言服务的，通过泛读可以使学生在字里行间思辨地理解内容、练习速读。经过一学年的实践，大家认为这个实验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