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时代，人们对事实的认识总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不同时代的价值导向，孕育着一个时代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色文化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教育的发展历程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不断反思、自觉与选择的过程。近代社会之前，中华民族是一个以自身文化为核心的自信民族。十足的自信面对近代的衰落，在与西方文化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社会性质被迫改变。西方文化伴随其强有力的物质力（包括武力）、外交力、思想力、科技力等，使得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占据首位，文化他信成为了近代中国在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的主流价值导向。在教育领域，学校教育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本国传统文化的断层，进一步加强了“文化他信”的导向。

    中国教育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在这一百年的文化变迁中发生了三次教育价值导向的重大转型。教育价值导向的嬗变，折射出近百年的历史沧桑，又为新百年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足堪品味与镜鉴的深刻价值。

    近代中国的历史苦难与传统文化的断层导致文化自信的丧失，并转变为百年前教育的“文化他信”导向。

    第一次的教育价值转型与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社会历史转型同步。可以说，整个近代社会是在学习追赶西方社会以谋求国家生存、独立与发展的宏观目标指引下前行的，“文化他信”是近代中国的基本价值导向。在这种价值导向下，衍生出“中体西用”说、“西体中用”说、“中西调和”说等关于文化和教育的理论与态度。自1905年“废科举”后，现代新式学校教育开始植入中国。1919年，在胡适、陶行知等一批具有留美背景的新派人士的促成下，以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和民主主义教育理论著称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华，先后发表演讲200多场次。杜威的教育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主导中国教育的学说。它使得教育教学的关注点从“教法”转向“学法”，使学生从受体转向学习的主体，在中国教育史上确立起学生本位的价值取向。这也使得中国教育在第一次转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转型之际，充满了显著的美式色调。

    在教育理论上，深受杜威影响的中国学者，纷纷倡导甚至身体力行杜威的教育学说。如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诸如“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等，就是源自杜威教育思想而又赋予了新的内涵。“陶学”也成为西方先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移植到中国的现代样板。另外如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与实验以及晏阳初、黄炎培、梁漱溟等开展的较为宏观的实验研究，主要在学校乃至社会教育整体变革层面力图体现科学的思想和精神。这些实验总结出一系列特色的教学原则与方法，在改变实践的同时，也推动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为中国教育的文化自信埋下了种子，开启了中国当代教育创新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基本范式逐步从“他信”恢复“自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教育基本范式伴随着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亦发生新的转折，即第二次教育价值导向的转型。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中，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明确指出，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这一方针清晰地限定了新中国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突出了新中国教育的发展以苏联为借鉴对象的基本特点。新中国的教育体系逐渐建立起来，新生的共和国通过大力发展教育，通过扫盲运动及群众性的教育工作等有效提升了中国人的文化水平。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全国上下激发出一派热烈的文化自信和奋斗进取的精神气象。但此后，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特别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全面封锁及自身文化建设经验的缺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未得到真正的落实，中国教育从理论到实践被时代思潮所裹挟。

    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学》（上、下册）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教育蓝本。应该说，它对填补新中国教育学的理论真空、稳定新中国初期中国学校教育秩序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凯洛夫过度强调教育的工具性，忽视学生作为独立生命的主体性功能，也忽视学生的综合实践活动。它在中国向苏联学习的年代直接导致“三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中心）课程实施模式的产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开始焕发出新的风貌与个性活力。一方面，在冲破极“左”政治思潮禁锢、追求教育解放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理论界着力突破思想禁区，在历经坎坷后重新探索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价值。20世纪90年代，面对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见，自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就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带来了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等领域的诸多变革，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更新，文化自信的教育价值导向正逐步恢复。

    在这一时期，一些学校和教师在教学层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验，如丁义诚等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张田若等的“集中识字—大量阅读—分布习作实验”，李吉林的“情境教学实验”，黄继鲁的“小学数学三算结合实验”，马芯兰的“改革小学数学教材教法，调整知识结构，培养能力实验”，赵宋光的“综合构建小学数学教学新体系实验”，卢仲衡的“中学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实验”，黎世法的“六课型单元教学法实验”，上海育才中学的“读读议议练练讲讲教学实验”以及北京景山学校的以学制改革为龙头的多项改革实验等，体现出实验设计者立足中国教育实际问题进行改革创新的热情与智慧，为形成中国本土特色的教育学提供了实践样本和初步理论积淀。

    随着国势增强、党的教育方针的深入贯彻、教育改革的深层推进，文化自信将逐渐成为中国当代和未来教育的基本导向。

    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就没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与民族团结、经济稳定命运相系，强大的综合国力是文化自信的坚强后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宣称：“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文化自信也成为时代教育命题。上海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屡屡夺冠，英国引进中国的数学教材，等等，不断彰显着中国教育的魅力。

    近些年来，中国本土教育专家立足于本国教育现实，开展了丰富的教育实践与理论探讨，产生了如叶澜的生命实践教育、郭思乐的生本教育、朱永新的新教育、顾明远的主体性教育、朱小蔓的情感教育、熊川武的理解教育、徐斌的无痕教育、裴娣娜的主体教育实验等具有代表性的范例，均体现出扎根本土研究教育问题、进行教育实践的时代特征。

    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与教育传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理应扎根于丰厚的传统文化土壤，牢牢树立教育的文化自信，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中汲取精神和力量，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同时，我们要正视自身教育的优点与劣势，避免盲目自信或他信，以宽阔的胸怀和长远的眼光关注世界教育生态，在深入挖掘、传承中华民族教育智慧的同时，促进世界教育交流与合作，借鉴世界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解决本土教育问题，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现代教育体系，并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世界教育改革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一般课题“中国共产党教育理想的百年发展和实践研究”[BAA18002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