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配置既是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与路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同于企业公司，也不同于政府机构和其他事业单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首先要遵循教育规律，从高等教育组织特性出发探寻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

    中国教育电视台原台长康宁在其新作《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程度的趋势研究（1978—2018）》中以美国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的政府、市场、学术三角模型为基础，深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40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发展历程，比较不同国家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共性与个性，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始终存在着政府、市场、学术三种力量互为支撑并互相制衡的机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转型为外部的政府、市场与内部的学术三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从理论视角看，理想的资源配置机制为外部的政府、市场力量与内部的学术力量互相均衡，但绝对均衡也就意味着绝对停滞，三种力量总是在内外部环境与力量的变动中保持动态均衡，而不可能绝对均衡。在治理实践中，总是存在着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就会打破趋于均衡的格局，三种力量就会发生对应的不同变化，这个变化会形成新形态进而成为推动新阶段资源配置转型的新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由传统计划模式向市场机制约束下的政府干预、市场配置和学术治理相互平衡的方向发展，这一发展趋势既符合教育规律和高等教育组织特性，也符合国际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与治理走向，同时也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高等教育治理创新。重构的政府力量、规制的市场力量和回归的学术力量在制度环境演进下成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型的基本动力，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资源配置路径。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突破50%，进入到了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和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新的形势与任务。一是要继续坚持政府、市场和学术三种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基本作用和动态平衡，在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单独依靠政府力量进行资源配置的路子走不通，无论是吸引更多社会资源投向高等教育，还是提高高校面向社会办学积极性，都应该加强市场和社会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促进高校面向社会办学，从社会和市场中吸引更多资源发展教育，同样高校要加强学术治理的力量，高校学术生态健康发展将以大学章程和学术委员会的制度建设为起点进入学术治理轨道，并继续与政府、市场形成共同发挥作用的格局。

    二是探索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分类制度安排。普及化阶段的资源配置与高等教育精英和大众化阶段不同，区域发展和分类发展都决定了政府、市场、学术三种力量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的分类选择，必须摆脱精英教育阶段的“路径依赖”，资源配置应该由数量导向的同质化转向质量结构导向的异质化配置方式。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学科专业、不同研究领域对于教育资源的需要不同，资源与经费配置应该做到差异化，建立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经费投入、人事管理、质量评估、监测评价等制度，引导高校科学定位、差异化发展。

    三是面向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变革。改革开放前40多年资源配置的着眼点是国内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未来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处于全球新矛盾和新机遇的汇集点上，需要新的发展动力和新的制度环境支撑。事实上，现在的全球变化已经影响到大学的发展战略和资源配置选择，应在全球更大范围的资源流动中把握机遇，保持本土特色和增强国际影响力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基本定力。

    四是面向信息时代的资源配置与治理创新。技术时代，未来时间既是制度变革的沉淀期，也是教育制度变革的爆发期。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将突破大学组织形态，新的力量必将突破原有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分析框架和现有治理形态，高等教育发展必将形成新阶段的新形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