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建桥学院二十年的育人答卷
民办高校的核心权力主要体现在人权、财权,但在建桥,干部的选拔必须经过党委审查,干部的培养必须要由党委牵头,干部的评价必须要有党委参与。
《上海建桥学院章程》中,有专段关于学校党委工作职责和党委主体责任的表述。规定党委书记为董事会成员,参与学校重大事项决策,11位董事中党员有9人,保证党委在决策层面能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育人导向。
党委书记江彦桥介绍,建桥校董事会由举办方、校党政一把手、独立董事、教授(专家)代表、教职工代表等组成。董事会对学校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加强保证监督。党委书记依法进入董事会,校长作为党委副书记执行党组织决议,董事长作为“党建之友”支持党委工作。党委依靠班子成员和各级组织,履行抓党建、党风廉政、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改革发展稳定中起保证作用,在学校的依法办学和维护各方权益中起监督作用。
学校党委班子和行政班子的构成,实现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要求。比如将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对校长考核的关键指标,同时明确由党委书记负责督办,就是一种新探索。
引入ISO质量管理体系
2017年,建桥启动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引入企业规范化管理的方式来促进学校教育教学的高质量。这一自我加压之举在党委书记江彦桥看来正是建桥对质量高标准的体现,“流程环节的规范化、精细化后,建桥就有了自己的质量管理体系,以教学为中心的地位保证了教育水准。”
民办高校尽管也能得到政府部门的一些专项经费,但面向市场自筹资金自主办学,财务、营收、人事变动等是绕不开的话题,学校的运行风险会高于公办院校。为此,建桥建立了以校长为最高管理者,书记为首席质量官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机制,确立了“以人为本,德育为先,依法治校,严格管理”的质量方针,组建了一支近70人的内审队伍,负责学校质量管理体系建设、运行、审核。质量管理体系覆盖了所有职能处室和二级学院。
“在梳理了全校业务后,我们共析出核心价值过程7个、管理过程6个、支持过程10个。每个过程建立了配套程序文件,明确该过程的输入、输出、活动内容、绩效标准。”江彦桥说,建桥全套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共分为4阶,包含了1份质量手册、25个程序文件、325个作业指导、478个记录表单,对高风险点还编制了标准化作业流程图表作为附录。学校在2018年5月接受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进校审核,通过了国家认证,成为国内首家通过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民办本科高校。
换言之,在经过了自省自查以及自我完善后,学校借鉴企业管理理念,将校内的重要环节固化为标准流程,制定了操作程序,写进了规章制度。“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凡事有人监督”,做到“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这样做的效果,是让建桥原有的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扩展为全员全过程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不仅教育教学质量管控有了更为标准化、过程化的操作指导,质量管理还延伸到了风险管理、安全管理等领域,使教学运行有了更有效的安全托底机制。通过内审、外审、管理评审、风险管控、满意度监测等措施使质量缺陷能够得到有效重视和及时纠正。国家对高校内涵发展、质量提升的要求,也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转化为每个教职员工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
学校每年针对质量管理体系执行情况开展三类审核。内审由学校内部具有资质的审核员负责,管理评审由校长组织、全体中高层管理者集体参与,外审则由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的审核专家进校审核。此外,学校还聘请了上海市教育评估协会专家对本科专业进行达标评估,以及对教师授课、毕业设计(论文)、课程资料规范性进行检查等。从2012年起,委托第三方教育服务机构麦可思公司对用人单位以及毕业后半年、毕业后3年的本科生进行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将调查数据作为改进教育教学工作的依据。
3年来,这些理念和做法逐步融入了学校的管理过程,建立了全方位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落实到教育教学各环节,成为学校质量文化的重要部分。
建立“以师生为本”的民办学校现代化治理体系
上海建桥学院大刀阔斧进行内部改革,健全以学校章程为核心、质量管理体系为特色的制度体系,除了发挥民办高校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还有“以师生为本”民主透明的管理制度助其提高依法决策、科学管理与民主监督的水平。
“学校是老师的、是学生的”是周星增董事长一直挂在嘴边的话。坚持专家办学、教育家办学,依靠全体教职工群策群力、民主管理是建桥一大传统。
学校组建了以教育专家、企业高管为主要成员的决策咨询委员会,对办学方针大计进行把关。一些重点学科还成立了由业界专家组成的专业指导委员会,指导并参与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等一系列工作。这些推进民主决策的举措,强化了学校的顶层设计,使之更接地气。
学校致力于构建广大师生参与民主管理的渠道,尊重师生员工的民主权利,提供“参政议政”的平台。凡学校重大工程、基建项目均依法公开招投标,凡涉及学校发展大局和广大师生切身利益的工作,在决策和方案付诸实施前,都要通过教代会和职代会审议,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2011年,工资改革方案在教代会上进行无记名票决,获得78%赞成票通过;2012年,董事会章程修订案在教代会上征求意见并获得通过;教代会代表考核校领导班子及成员把财务预决算、工资改革等敏感议题放到教代会上来讨论,在民办高校里是少有的。建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保障教职工对重大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就是民主管理的生动体现。
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教代会代表提案制度等,这些民主管理制度从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构成了协调配套的校内管理体系,为全校良性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学校获评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和上海市依法治校示范校。
创办20年,不管是学校自身发展还是师生成长,建桥在摸索与实践、改革与突破中交出了颇为不错的答卷。在民办高校办学发展上,在应用型本科育人之路上,建桥越走越远。
(潘晨聪 白羽 薛婷彦)
对话上海建桥学院董事长周星增
20年建“桥” 大道筑梦
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弄潮儿,恢复高考、市场经济兴起、中国民办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让他成为村里的第一名大学生、温州大学首个下海从商的教师、外来企业家上海办学头一人……
他也是有着独特教育情怀的办学者,崇尚“桥”的品格、弘扬雷锋的精神,在大学校园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大学文化;他说民办高校的“民”就是民生、民众、民主,因而走出了一条独具魄力的民办学校现代化治理之路。
而今,他创办的这所首个冠以“上海”两字的民办大学已成为沪上投入较大、占地面积较广的民办高校,2015年和上海交通大学一起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近几年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学生就业率始终稳定在98%以上。上海建桥学院在全国民办高校中独树一帜。
从花到果也许只在一夜之间,而从根到枝却需要漫长的坚守蜕变。历史的峰回路转中,总有一些东西贯穿岁月,一脉相承。除了时代机遇、政策环境、团队奋斗等因素外,周星增自身便是让20年建桥筑梦圆梦的一座不可或缺的“桥”。
母亲的心愿成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问:您的经历很有意思,您是大学教师出身,后来弃教从商,成为温州头一个辞职下海创业的大学教师,但在事业发展达到高峰时又难释教育情怀, 卖掉自己的产业专注于办民办高校。您曾说过,“我最喜欢听的还是叫我一声‘周老师’,我觉得那是最高赞誉”,您对教育的情结从何而来,为什么会将办大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周星增:我出生在浙江温州柳市镇丁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倾尽所有把我培养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后来又成为令人羡慕的大学教师。少年时我曾跪在母亲面前,指天发誓:“我如果长大以后不赚很多钱回来给你用,我就不是人!”但经济上的窘迫让我始终无法兑现自己当年的承诺。
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那是一份伟大的爱。我那时因穷而创业, 几年创业挣了不少钱,每个月都拿出不少来孝敬母亲。但是我很快发现,即使有钱了,母亲还是过着简朴的生活,她把钱都省下来资助乡邻、修桥铺路。逢年过节,母亲还给村里的孤寡老人、特困户送红包……母亲说:“我最骄傲的时刻就是你考上大学的时刻。你要真想孝敬我,就给孩子们办一所大学吧。”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的心。
母亲的话让我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同样的金钱,花在不同的地方,产生的社会效益、创造的价值是大不一样的。我要办一所大学,让更多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让他们的命运从此改变。于是,我把温州所有产业都卖了,到上海来办大学。今天看来,这正是我一生中最正确、最幸福的一个选择。多培养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不但改变了年轻人的命运,还给家庭送去一份欢声笑语,给社会送去一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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