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高考光荣榜，伫立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新屯村村口。榜上显示：1962年，村里走出了第一个大学生；1993年，村里有了第一个留学生；今年，15名大学生榜上有名。

    望谟是贵州省14个深度贫困县中最贫困的县之一，该县副县长、教育党工委书记谢金金坦言，望谟穷在面上的是交通不发达，与外界的沟通联系不顺畅，但实质上而言，是穷在教育，贫在人才。

    近年来，望谟县把教育作为拔穷根的根本，把最好的资源给教育，教育质量实现快速跃升。今年，该县本科录取人数全州排名第三，书写了穷县办好教育，学生“低进高出”的典范。

    一切为教育让路

    从望谟县城出发，沿县道驱车大约两小时，在乐元镇平寨村平朗小学校门口，路“断”了。

    几年前，平朗小学没有围墙，从望谟县通往贞丰县的县道，就从学校教学区和生活区之间穿过。2017年，政府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把这条县道“断”了，改由学校南面绕行，原来的县道如今已是学校的跑道。

    县道变跑道，成为望谟“一切为教育让路”的生动体现。

    “望谟县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是望谟县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脱贫任务重的主要因素之一。想要脱贫致富，不只先修路，更要重教育。”今年4月，在黔西南州教育大会暨全面实施教育立州战略推进会现场，谢金金说。

    近年来，望谟按照“高中聚集、初中进城、小学留镇、村办幼儿园、保留必要的教学点”的思路，进行校点布局优化调整，新建、改扩建了一批学校，学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布局调整而空出的编制，优先补充义务教育学校，全县行政事业单位核定编制1万多个，教育系统编制占到了一半以上。

    在土地和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望谟拿出最好的地块建学校，优先安排教育资金。据望谟相关部门统计，2016年至2019年，平均每年县级财政花在教育上的投入占全县财政投入的23%。

    望谟民族中学占地268亩，曾是县里最平整的一块土地。新校区建设初期，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将这块土地出售，差不多能卖4亿元。这一数字与望谟县2019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当。

    望谟民族中学副校长韦昌勇进入学校已32年，在他的记忆里，老校区只有4栋楼，校园只有新校区的五分之一大。

    教师刘锦旭对那时“捉襟见肘”的情景记忆犹新：“学校面积太小了，学生很少做操，也没有地方活动，一到冬天，一个接一个生病。搬到新校区，学生们的体质明显好转。”

    最好的土地办教育，最多的编制给学校，最多的经费在教育，望谟举全县之力，全面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彻底撕掉了教育弱县的标签。

    学生“低进高出”

    “来者不拒。”谈起学校的生源，望谟县实验高中副校长刘秀祥说。

    实验高中今年680名学生参加高考，录取318人。而3年前，这批学生的入学成绩很低。

    民族中学每年招生名额的一半是指标到校生，意味着每年都有文化课基础较弱的学生入学。而自2014年高考录取人数首次破百后，民族中学“一年一个样”，今年，学校走出了905名大学生。

    “低进高出”更能体现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的教育“硬实力”。

    2015年8月，民族中学正式启动申请贵州省级示范性高中。课堂优良率是一个重要指标，那一年，韦昌勇组建了一支由教务处、学科组长等组成的听课小组，在全校开展听课活动。

    学校请来专家，给教师讲什么是一堂好课，怎样才能上好课。“老师眼里要有学生。”这是韦昌勇至今仍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正是这样的理念，改变了学校“满堂灌”的课堂，从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学校。

    为使理念落地，学校设计了“导入—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展示互动—教师总结—作业检验”的课堂教学模式，各科再结合实际形成本学科的教学模式。

    2016年，民族中学成功创建三类省级示范性高中，结束了望谟没有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历史。

    最大的变化体现在课堂。“老师的提问有了回应。”韦昌勇说，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提高，思维能力得到提升，成绩的提高水到渠成。

    实验高中近3000名学生中近一半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刘秀祥还记得刚入校时学生迷茫的眼神。他认为，最主要是先让学生“找到自己”，激起内心的斗志。

    对学生“低进高出”，刘秀祥深有感触：“贫困地区的孩子，只要拉他一把，他就懂得感恩和努力。”

    老师“陪”出来的进步

    刘锦旭右胳膊内侧有一条长长的疤痕。2018年5月，她在上班路上出了车祸，右胳膊肱骨骨头粉碎性骨折。此时距离班上学生参加高考只有21天。

    放心不下学生，出院第二天，刘锦旭打着绷带回到班里看望学生，“别的班都有班主任送考，我也要去送我的学生”。高考完，她又全程指导学生填报志愿。当年，刘锦旭班上有45人考上大学，而她的右胳膊至今使不上劲。

    当教师是个“苦”差事，用刘秀祥的话说：“学生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老师‘陪’出来的。”

    刘秀祥一周有5天住在学校，他在学校的家就安在学生宿舍一楼。“不少学生从小就是留守儿童，他们缺失的关怀，很多时候需要老师填补。我们的老师，有的早上6点到校，晚上11点才回家。”

    同事杨通鸿曾与刘秀祥一起查寝，规定早上6点起床，刘秀祥5点40分就等着播放音乐。晚上，教师和学生都睡了，他还在检查。跟在刘秀祥身后，杨通鸿常常感动，他明白了“要给学生最长情的陪伴”，也明白了“做教育真的可以实现人生价值”。

    民族中学食堂后面是教师公租房。“尽管学校没有要求，但很多班主任都会主动申请住校，除了回家睡觉，其他时间都在教室和办公室。”该校教师黄秋梅说，有的教师盯完早读，再送孩子上学。

    韦昌勇提及对教师激励政策，县里出资给全校教师发奖金，每人每年最多的能拿到近3万元，职称评定、岗位晋升和评奖评优也会有优待。

    刘秀祥回到家乡的8年，是望谟教育快速发展的8年，也是望谟百姓扭转“读书无用”观念的一个阶段。从很多人上不起学到没有一人因家庭贫困辍学，从考不上大学到能考上大学、改变命运，乡亲们看到了读书的力量，反过来更重视教育，更加认识到教育是彻底改变世代贫困宿命的根本，是真正能走出大山的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