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首批“大学生社工”、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乐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程子夏（左一）接返京人员回社区。李思思 摄 北京市首批“大学生社工”、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党群活动中心副主任王敏参加社区垃圾分类值守。袁臻 摄

    【编者按】

    十年前的金融危机给高校毕业生带来了就业困难，北京市化危为机，从2009年开始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本报及时跟进，于2009年3月19日刊发了长篇通讯《“大学生村官模式”从农村包围城市》，该报道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十年过去了，记者再次深入北京市基层，跟踪了解北京市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的情况。

    2009年夏天，当年轻的程子夏从北京林业大学的校门走出，到北京南城的广安门外街道报到，正式成为一名社工时，她也没想到，自己见证并亲历了一项事业的发展壮大。

    2009年、2010年，5000名首都高校毕业生像程子夏一样，奔赴北京市2500多个社区居委会，从事一种新鲜职业——社区工作者。他们被称作“大学生社工”。

    11年后的2020年9月8日，人民大会堂，程子夏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接受党和国家的表彰。程子夏所在的广安门外街道乐城社区，紧挨着北京6月疫情的暴发地之一——天陶红莲菜市场。

    “这个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首都基层的每一名社区工作者，是对所有社区防疫一线工作人员的最高褒奖。”程子夏这番话不是客气，是掏心窝子的真。

    她背后，是北京5.8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他们未必每个人都有程子夏一样的高光时刻，但是，他们共同铸就了一项新的事业——社区建设，他们是北京“大学生社工计划”走过十年的成果。

    起步

    2007年秋，党的十七大开幕前两天，宋贵伦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那时大多数人不知道社会建设为何物，宋贵伦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光杆书记”“皮包工委”闯新路。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明确把社会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总布局。

    2007年12月2日，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对外宣布成立。这个新机构的设置，在这一宏大背景下，意义深远，在全国都是前瞻性、标志性事件。

    北京奥运会之后，北京市召开社会建设大会、出台“1+4”文件，初步形成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特别提到以党的建设为龙头，夯实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两个基础，建设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两支队伍。

    彼时，北京市共有2512个城市社区。“我们调研发现，社区工作者中相当一部分是下岗再就业人员，老化问题严重，他们敬业精神可嘉，但专业化职业化不够，文化水平不太高。”宋贵伦说。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经济衰退，这对中国的冲击和考验也是严峻的。2009届611万名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突然收窄。

    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一边是社区工作者队伍不足，受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启发，北京市社工委正式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从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中，选用5000名本科生、研究生到社区，基本做到一个社区两名社工，分三年招录。这些社区服务岗位由北京市财政出资“买断”。

    北京此举在全国是首创，消息甫一发布，引发关注。尤其是在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宋贵伦作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会上提及此事，社会各界颇觉新奇。在当时的公众认知里，社区还是大爷大妈工作的地方，社工还只是贴贴通知、盖盖章、劝劝架的岗位。

    招聘启动，大学生蜂拥报名。全市统一组织考试，2009年招聘3000人，超出年计划1000人，2010年招聘2000人，提前一年完成招录。

    事实证明此举确有远见。大学生社工进入社区后，契合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延伸到社区的改革大势，效果非常好。从2011年开始，北京市将政策的执行权下放到各区，由各区继续根据实际情况面向高校和社会招聘大专以上学历人员进入社区，确保大学生社工持续不断“进得来”。

    11年后，北京市现有社区3309个，社区工作者5.8万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90%，平均年龄40岁以下。而在2009年，1.6万名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年龄在40岁以下的仅占29.2%，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仅占9.8%。

    很难衡量，也无法说清这个队伍的巨变对每一个普通北京市民的意义，但是历史进行了一次无意中的检验。

    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暴发。作为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疫情在各国表现不同。中国以科学的方法、严密的组织、快速的行动控制了疫情，显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和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赴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说。

    在社区防控阵地，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表现不仅得到高层的肯定，也收获了数以亿计普通市民的嘉许。仅就北京而言，今年6月疫情局部暴发，短时间内得以有效控制，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的表现可圈可点。

    波折

    任何一项新的事业都很难一帆风顺。“大学生社工计划”遭遇的波折，经历过的人记忆犹新。

    2009年年底，大学生社工流失的新闻就开始见诸报端。

    至今还在北京门头沟某社区工作的社工小刘记得，当时跟他一起进入社区的大学生社工陆续离开，尤其在2011年到2013年，干满三年合同期、拿到北京户口，一些人就走了。2009年，门头沟区第一拨“尝鲜”的大学生社工共有42人，但几年之后留下的只有小刘一人。

    张璐2009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毕业，通过招考进入西城区金融街某社区，虽然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她升任该社区服务站副站长，但还是选择离开，去了一家国有银行。

    “当时选择这份职业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对这个国内新鲜的职业有兴趣，二是能获得非常好的基层工作经验，三是能解决北京户口。”张璐也坦言，社区工作远比想象中的琐碎繁杂。

    报端消息称，北京大学生社工政策实施两年间共流失1111人，再加上部分未报到的，流失比例约20%。“大学生社工遭遇水土不服”“避免大学生社工临时就业”等声音此起彼伏。

    “大学生社工计划”还能不能继续？当时，天津、南京、青岛、宁波等地也开始招聘大学生社工到社区工作。北京的动向牵动人心。

    压力最大的当数北京市委社会工委。那几年，各种质疑纷至沓来，甚至网络上，有人点名指责宋贵伦是“骗子”，“把我们忽悠来了”。

    大学生社工为何离开？

    时任北京市朝阳区职工大学科研处主任白新睿，对朝阳区大学生社工工作状况做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显示，该群体对工作的满意度比较低，满意率仅为23.4%。

    调查发现流失原因集中在几方面：一是社会认可度低，很多人认为，大学生社工做一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没出息，这让他们感到尴尬和失落。二是薪酬待遇低，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不过千把块钱，在北京，这个收入连保障基本生活都做不到。三是对社区工作缺乏了解，心理预期与现实差距太大。此外还有身份的尴尬，“大学生社工”既不属于公务员，也不属于事业单位，既不属于慈善机构，也不属于企业管理人员，身份、待遇模糊。

    大学生社工流失的状况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

    为了回答疑问，北京市社会工委在全市范围内做了实地调研。宋贵伦说，经过调查，当时北京各行业大学生流失率平均为15%，大学生社工的实际流失率在18%左右，总体上处于正常范围。

    “当时有个情况，社区每三年一换届，三年合同期满，双向选择。严格说来，大学生社工走的不能全算流失，许多是正常流动。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导向，一味埋怨流动的大学生社工，也不能形成扎根社区干一辈子的思维定式。社区不仅是锻炼人的地方，也应当是培养人的地方。”宋贵伦说。

    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直面。就拿待遇来说，如何确保“留得住”？

    “我开始时每个月到手也就800多元，到了2015年，从1000多元涨到了3000多元，翻了一番。”小刘回忆，2015年真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之后，大学生社工流失率很低，“说实话，在北京，1000多元不能生活，3000多元就能，就是这个差别。”

    据宋贵伦透露，2008年到2018年，全市社区工作者先后五次调整工资待遇，十年间工资涨了10倍，由原来的每月人均800多元提高到8000多元，达到了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使社区工作者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最近三五年，社区工作者的招聘非常抢手，招聘比例不是几选一，而是几十、几百选一。